“深大是誰的？”
“深大是國家的，但是不對外。”
(資料圖)
“我們是納稅人，為什么不讓進？”……
一則游客與保安對峙于深圳大學校門的視頻，近日被傳到網上，引發了網友關于校園開放的熱議。5月6日，深圳大學迅速調整了校園開放的政策，校外人員憑身份證登記，可直接進入校園，不再需要預約。
當下，還有更多“不讓進”的場面在全國高校繼續。部分重新開放校園的高校僅允許訪客憑校友卡、校外人員憑預約入校，大部分市民仍被“拒之門外”。正是利用這一“有門檻”的開放，一門“生意”悄然在“五一”期間興起，一些大學生兼職做校園導游，賺夠了一個月的生活費。
這種“被動式”的開放尷尬了誰？
不要過分夸大國外高校校園開放
“你報備了嗎？沒有報備不得入校。”校門口，疫情前還不曾比比皆是的鐵閘機，以及保安大聲的提醒，再一次攔住了北京市民張黎的去路。
“一場疫情讓大學校門比從前更難‘打開’了。”張黎印象中，預約式入校原本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廈門大學等熱門打卡高校的專屬，而疫情期間因封閉式管理，幾乎成了所有高校的標配。
欣賞夏花絢爛、秋葉靜美，不時到校園散步、借道穿行、打球，偶爾蹭個講座……張黎回味著疫情前自由入校的美好。“都說國外大學不設圍墻，我盼望著國內大學先把鐵閘機移除了。”
他的需求代表了許多市民樸素的愿望。
在一項調查中，蘇州大學金螳螂建筑學院教授汪德根等人發現，市民進入校園的目的主要是借道穿行，占比32%；其次是欣賞校園風光，占比24%；再次是休閑/娛樂/運動，占比22%，其他原因占比22%。
以公共財政運營的大學本身就有開放屬性。1993年，北京大學推倒了南門外長達600米的圍墻，建起2.5萬平方米的商業街，由此成為國內最早拆圍墻的高校。但很快，出于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國內大學拆圍墻的行為很快被制止。
久而久之，國外大學的“不設圍墻”成了很多人的“詩和遠方”。如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等采取“無墻”設計，日本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則修建為“無門”大學。
然而“不為人知的是，國外多數高校其實是‘半開放’，即僅對公眾開放體育館、博物館、音樂廳及歷史遺跡等，核心區域的教學樓、宿舍等并不對外開放，只是限時開放或節假日開放”。南京曉莊學院旅游與社會管理學院教授段繼業指出，比如哈佛大學為了營造安靜的教學環境，一般只在周末組織人們參觀校園。
在我國，當下校園開放最大的問題是管理不便及安全隱患。此前，武漢大學的櫻花慘遭游客搖樹、湖南農業大學的科研玉米被偷摘，暨南大學發生過社會人員毆打學生的事件。
然而隨著疫情形勢的變化，再次開放校園成為大勢所趨。在段繼業看來，如果大學下定決心做“有組織開放”設計，如限時開放、節假日開放、劃定區域開放等，管理不便的問題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
至于安全隱患問題，在捐資百億元創辦福耀科技大學的知名企業家曹德旺看來，大學生已成年，可以保護自己，應該像對待成年人一樣對待每名學生，大學中甚至“保安也不用過多”。
回過頭看，真正的大學開放就是賞花、停車、看劇、打球嗎？“顯然不是。”在段繼業眼中，大學開放應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大學師生“走出去”，服務周邊社區，另一方面是大學“開門”，讓公眾“走進來”。“因為某些管理問題，后者比前者更難以實現。”
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特別副研究員王青指出，物理空間的開放只是大學開放的表象或結果，而非最核心內容。“真正的大學開放應包括兩層含義——大學不再壟斷知識的生產權、評估權，而是與外界共同創造知識；大學與社區是對等、互惠的開放關系，雙方互有責權。”
大學開放不是一蹴而就的
如果看到國外高校不設圍墻、自由進出，便認為拆圍墻就是實現了大學開放，這無異于寓言故事中“吃了第6個燒餅飽了，就認為前5個不用吃”。
事實上，大學開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這一結果是經由反復沖突才達成的共識。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貫主張做一名好鄰居和有價值的社區成員。為此，該校還成立了社區關系辦公室。有意思的是，周邊居民曾因本科生太吵上訴至法院，導致該校去年的擴招計劃失敗。
英國牛津大學14世紀曾爆發“城市與長袍”運動，大學與市民的沖突一度緊張。直到19世紀中葉，牛津地區經濟發展，雙方才走向和諧。也正因如此，大學與社區重新審視二者關系，并走向開放與包容的共生。在合作中，牛津大學積極促進學習型社區的形成，應對區域性問題和挑戰，最終使牛津成為了“歐洲創新之都”。
如何解決開放中大學與社區的沖突？從國外高校經驗看，“要建立大學與社區互惠的合作伙伴關系，雙方共同創造知識，而非主體與從屬關系。”王青指出。
比如，美國緬因大學協助緬因州 Wabanaki部落研究社區治理森林環境問題，教授、學生以及社區專業人員共同參與。問題被解決后，緬因大學形成了相關課程，供大學生以及社區居民、待業人員學習。“大學教學融入社區活動中，對大學生進行品格和公民教育；社區居民學習到如何以科學范式解決切實問題，而非依賴科研人員提供直接服務。兩者最終走向了和諧共生。”王青說。
然而，由于國內對于“大學開放”的狹隘理解，導致大學與社區共生并不被重視。“大學開放被狹隘地理解為物理空間開放，社會服務被狹隘地理解為科研成果轉化。”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談毅認為，服務地方經濟和校園開放分屬于校地合作辦公室、保衛處或校園管理辦公室。校園開放由保衛處或校園管理辦公室負責，其職責決定了它對校園的安全和管理更為上心。
然而，“一流大學建設更多強調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甚至將其完全等同于服務地方經濟發展。作為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一環，服務周邊社區極易被忽略”。王青說。
當然，大學開放的背后還涉及大學定位，這決定了它究竟是面向社會，還是面向特定對象開放。
目前，國內大學在逐漸剝離繼續教育職能，轉由開放大學、老年大學完成終身教育任務。在效率層面，這種行為可以理解。但越來越多的大學意識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終身教育將是常態。“高等教育應成為全民終身教育體系的關鍵一環，主動承擔培養公民的使命。”王青強調。
議題設定是與社區聯動重要因素
在我國，上海市是大學與社區聯動最先覺悟的城市。
2003年，上海市楊浦區提出“三區聯動”——大學校區、科技園區和公共社區三方融合互動，推進區域創新生態系統建設。然而在落地過程中，“三區聯動”卻演化為大學校區、科技園區的“兩區聯動”，公共社區游離于體系外。究其原因，有學者認為，社區沒有成為高等教育的利益相關者，僅被作為房地產開發的需要列入其中。
盡管“三區聯動”未能成功，但另一個大學與社區聯動的項目卻進入了公眾視野。
2006年，在上海市科委的推動下，我國首家“科學商店”落戶華東師范大學。該機構設有理財咨詢、兒童發展與教養、綠色生活服務等九個部門，以菜單式、訂單式形式服務周邊居民。
科學商店首創于上世紀70年代，是當時的歐盟學生運動中，荷蘭烏德勒支大學和阿姆斯特丹大學學生在社區建立的幫助居民解決科學問題的組織，后發展至歐盟以及美國、以色列、南非、韓國等地。
在上海，上海海洋大學、東華大學、同濟大學等十余所高校把科學商店開在鄉鎮、街道、中學，先后成立了百余家門店，并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如華東師范大學的心理健康咨詢、上海海洋大學的食品安全檢測、上海交通大學的農業咨詢等。
曾有居民對媒體表示，過去想解決科學問題，摸不著大學辦公室的大門。如今，大學在街道設門店，有問題找到科學商店就能解決。
然而10年后，一度“生意興隆”的科學商店還是逐漸歸于沉寂。談毅總結了其中的經驗與教訓。
公眾到底應不應該參與科學決策？在該問題上，公眾往往被默認為對科學是無知的。上世紀90年代，歐美遇到的很多科學問題不限于科學層面，還涉及社會問題。如某地要建對二甲苯（PX）化工項目，需要多方利益共同參與，而不只是學者提出、政府支持，公眾聲音被埋沒。“彌合學者與公眾的知識鴻溝，這是科學商店存在的一重意義。”談毅說。
談毅認為，項目制是上海科學商店能堅持10年的原因，也是最后走向沉寂的原因。“一旦項目結束、沒有接續，便會陷入無人管理的狀態。”
“科學商店滿足了大學的人格養成和社會服務功能的需要，但沒有有效連接科研。”談毅曾對參與科學商店運作的35名專業教師進行調查，其中88.6%的教師認為參與該活動與自身科研無直接聯系。
事實上，“議題的設定是影響科學商店開設效果的重要因素”。談毅說，不同于荷蘭以研究者為主導，我國科學商店在發展中走向了大學生科普、志愿活動。沒有科學問題，教師不會主動走向社區，讓學生自己發現有價值的科學問題相對困難。
對此，談毅提出，大學與社區之間需要引入第三方力量，幫助發現、整理有社會需求的科學問題，如社團組織、“專業”公眾。“科學商店需要為參與的大學生提供專業引導，而不能僅靠高校學生工作負責人或思政教師。”
文科也有強烈實踐需求
時至今日，類似這樣的大學與社區融合在國內是否有生存土壤，會不會水土不服？
一兩次失敗并不代表全部。在與上海相隔300多公里的南京，段繼業在“服務性學習”上邁出堅定的步伐。
服務性學習是上世紀80年代興起于美國的一種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方法，它將學業、學習和社區服務有機結合在一起，幾十年來迅速發展。
為什么要選擇社區開展服務性學習？在段繼業看來，當下大學與社區的融合顯得更加重要。“特別在疫情期間，學生不能出校門，對于一墻之隔的外界不了解，甚至沒興趣了解，只是盯著手機、電腦獲知外界信息。進社區服務是他們人格成長、認識社會的重要一步。”
“學生去政府部門、企業實習有較多限制，在社區進行簡單的志愿者服務又容易形式化、表面化。”考慮到這些，十一二年前，段繼業將社工專業的大二學生派往社區擔任社區主任助理，從事實習工作直到畢業。
8年前，他們迎來了一個機遇——南京公布了一系列公益創投項目。項目菜單羅列了資助范圍，如為老人提供康復服務、救助困境中的年輕人、幫扶留守人員等，供法人機構競標，市、區、街道分別拿出經費支持。為此，他們還成立了3個法人機構，并建立了12個社會工作站。
南京曉莊學院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李嘉睿就是當初被派往社會工作站的一名學生。她加入了七彩童年兒童繪畫藝術治療項目。“我們通過小朋友的畫進行心理分析，比如他們不畫窗戶、門，可能暴露了內心拒絕交流的想法。之后我們再對癥治療。”如今，李嘉睿與人聊天充滿了自信，“我最大的收獲是能和他人快速建立聯系，不只是溝通技能提升，更重要的是能迅速建立同理心。”
十多年間，他們通過南京市民政局的政府購買服務項目，培訓大批南京社區工作者，“不少社區工作者第一次系統接受社會工作專業的理論學習”。教師科研也收獲頗豐，先后出版多項研究成果。
小環境下成功的原因在于學科帶頭人對教師和學生十年如一日服務社區的要求。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南京曉莊學院本身的定位——該校創始人陶行知作為我國社會教育運動的最早創始人之一，主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以及近年來將社會服務納入教師評價機制的變革。
“社會上一直在呼吁工科人才培養要重視實踐，其實文科生同樣有強烈的實踐需求，而服務性學習是最好的載體之一。”段繼業補充道，“它適用于幾乎所有的文科、藝術、體育專業，通過實踐，新聞專業的師生可以借作品反映社會問題，體育專業的師生可以服務居民健身等。”
找到“走得更遠”的希望
雖然上海的兩次探索均未能成功，但談毅仍堅信科學商店對大學開放的意義。“如果把大學開放等同于進校賞花、打球及拆圍墻，就會陷入淺層次的理解中。大學開放更應考慮以社會需求為導向進行知識傳遞、知識溢出，思考怎樣做科研。”
上世紀90年代，英國學者吉本斯提出重視在廣闊應用場景下產生的知識。但在我國，“很多教師熟知海外大學的情況，卻從未踏足校門外1公里內的社區”。段繼業坦言。
無論是科學商店還是服務性學習，其部分功能都可以在很多地方找到“影子”， 比如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以下簡稱大創）。
王青表示，大創的選題多來自社會需求，但其項目在提高公民素養的功能上相對欠缺，更多是在育人上發揮作用。而且，許多大創項目僅為比賽而生，真實創業有限，隨比賽結束而結束。
在國家的重視下，科普的吸引力在迅速提升。然而在科學商店的事例中，大學與社區的互動最終走向科普、志愿者活動，難以調動專業教師服務的積極性。“這提示后來者不要狹隘地理解社會服務，要重視社會服務在評價中的權重，創新機制鼓勵教師進入。”談毅說。
無論是科學商店還是服務性學習，都可以在勞動教育、通識教育中找到“走得更遠”的希望。
對于“項目停止就關張”的現象，段繼業同樣擔憂。近年來，勞動教育被納入中小學、大學教育的基本內容，而非采取項目制，且一些大學將實踐教育納入勞動教育范疇，讓他看到了服務性學習進入的可能。
談毅對通識教育做了反思，一些高校的通識教育變味為琴棋書畫。真正更有深度、帶有專業特色的通識教育可以在課程形式和課程設計上與科學商店的模式對接。
“相比高校育人，公民素養提升更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段繼業坦言，但“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沒有自下而上的大學開放探索，拆除“大學圍墻”只會更加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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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Rex_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