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悅讀宋韻節正在進行中。11月27日啟動現場，北京大學教授趙冬梅以“華夏群星閃耀時”為題，帶領線上線下聽眾，走近千年之前的“文人天團”——歐陽修、范仲淹、富弼、司馬光、韓琦、李公麟、蘇軾、米芾、黃庭堅……細說宋代士大夫的家國情懷。當天直播觀看人次高達26萬。
趙冬梅教授從歷代王朝疆域對比切入：宋朝在版圖上是“小帝國”，但在文明史上卻是“大時代”，是華夏文明的“造極”期。其中的重要標志，就是科舉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
通過援引史書上豐富的人物事例，如范仲淹事君顧全大局、歐陽修做官以“不擾”為善政、富弼青州救災堪稱模范……趙冬梅教授介紹了士大夫們的思想追求，以及誕生這種社會文化的時代背景。
(資料圖)
范仲淹等人是宋朝千千萬萬士大夫的代表，這些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高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高呼“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他們關心國家政策、公共道德、思想傾向、社會福利和教育，追求儒家理想社會的大道。以史為鏡，宋代給我們今天打造新時代文化高地帶來諸多啟示。
以下是趙冬梅教授演講的部分內容，掃描左側二維碼可提取直播回放和講座實錄全文。
歡迎各位師友，非常高興能夠來到杭州，跟大家分享我學習宋史的一點心得。
首先，從帝國疆域版圖上看，相對于漢、唐，宋朝——從北宋到南宋（960年~1279年），就版圖而言，是一個空間概念上的小帝國，與金、西夏、蒙古、西遼、吐蕃等政權并立——這些都是在我們今天的大中華的范圍之內。然而，對于華夏文明的發展，宋朝卻有著跨越時間的深遠的影響力，這個影響力我稱它為“小帝國的大風范”。
關于“小帝國的大風范”，卓有見識的前輩學者已做出了他們的判斷。
嚴復說：“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嚴復認為，在宋代發生的一些變化塑造了后來中國的樣子。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錢穆先生：“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后，乃為后代中國……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另一位大學者陳寅恪先生的說法就更進了一步，他對宋代發生的變化做了一個非常積極正面的價值判斷。陳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陳先生說這話的時候是在1940年代初抗日戰爭時期，他本人當時正在桂林避難。他覺得直到1940年代，華夏文明的巔峰期仍然是宋代。“后漸衰微，終必復振”，一直到今天，我想我們還仍然是在“復振”的路上。
當然，我的祖師爺鄧廣銘先生有一個相對又收回來一點的判斷，他說：“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截至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
鄧先生這個說法稍微往回收了一些。如果把經濟、技術、外來文化等因素加進去，這是一個更加綜合性的判斷。但就今天我學宋史的感受，如果我們談政治文化、談文化，毫無疑問我個人還是站陳先生這邊，就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宋代文明，是一個華夏文明的造極期。我個人是站在政治文化研究者的角度，來認同陳先生的觀點的。
宋代作為華夏文明的造極期，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標志，是什么？
就是此間有千古風流人物。
這些千古風流人物照耀華夏基礎，他們照耀了過去、照耀了現在，而且我相信只要有漢字在，只要有漢字所承載的華夏文明在，那么再過一千年，這些人物仍然能夠照耀我們的文明，而且我相信它也會照耀人類文明。因為這中間有一些美好的東西，它是屬于全人類的。
看看蘇軾“朋友圈”的這些人名，你會同意我的判斷——這是一個華夏群星閃耀時。
在這個朋友圈，我們能看到蘇軾、蘇洵、蘇轍、司馬光、呂公著，看到歐陽修、范仲淹、富弼，還有畫家李公麟等等。
在這樣一張圖上，在這樣一個時間點內，我們能夠看到華夏群星璀璨的樣貌。如果我們把時間擴大至兩宋，那么閃耀其中的群星其實是更加璀璨的。
這些群星是誰？他們是宋代的士大夫。
劉子健先生（著名宋史專家）在《中國轉向內在》一書曾經這樣介紹：“宋朝的士大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群體？他們是受過儒家經典及相關知識教育的無數個人，因此有時又被稱為‘士’。通過薦舉或科舉考試，他們成為文官集團中的終身成員或曰職業官僚。如此這般，他們構成統治階級。”
北宋“士大夫”的核心和主流，就是科舉出身的新型官僚。
按照今天一般的講法，科舉始于隋。但是，科舉真正改造了中國社會，是從宋代開始。
我們可以看一些數據，比如北宋的71名宰相中，科舉出身的占到了92%，副宰中占到了91%。
北宋的蔡襄曾經說過：“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谷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讀書讀得好的士大夫，在宋代是包打天下的。
何懷宏先生（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在《人累科舉》當中有一個總結，他比較宋代社會和唐代社會說：“唐代雖行科舉，但進士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極小，基本上還是一個貴胄社會，或如陳寅恪所言，是一個有賴于門第的舊貴族與借助于科舉的新貴族并存及相爭的社會。”到兩宋時期就發生了重要變化，“宋代考試行糊名、謄錄、鎖院等”，通過這些理性的技術手段，可以達到“取士全然不問門第”，關鍵就看自己。
因此宋代的士大夫，他們是一群新人，“多出草野，貴族就無論新舊而皆消亡，社會漸轉成一個完全的科舉社會了”。這是一個可以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中國夢的社會。
宋代通過科舉考上來的這群士大夫，他們是一群新人，他們不同于舊貴族。在宋代以前，是家族決定個人，從宋代開始，可以是個人決定家族。新人創造了新政治、新文化。新在哪里呢？
蘇軾給歐陽修的文集《六一居士集序》寫的序里是這樣總結的，這群人“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他們有非常高的儒學修養，以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個人理想；他們對于國家的忠誠，忠誠的對象不是皇帝個人，而是皇帝所代表的江山社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有道統自覺，以真理的繼承人、儒家的繼承人為自己最核心的認同。
除此之外，這樣一群人作為國家的官員，他們不是書生，只是讀書寫文章，他們是實干家，是能夠做事的官員。
劉子健先生這樣總結說：“他們是文臣中的儒臣，守原則，重理想。”“宋代知識分子共同珍視的價值觀念集中在國家事務和社會福利兩大領域。……對‘道’的最高追求始終要重于他（們）對官僚生涯的渴望。他（們）是官員，卻從不把自己局限在衙門的日常爭訟中，而是保持著廣泛的興趣，關心國家政策、道德水準、精英行為、哲（儒）學傾向、社會福利和教育。一句話，（這群人）他（們）關懷儒家的理想生活之道。”
這就是士大夫和士大夫所創造的政治。
趙冬梅講座實錄
文字整理 宋浩
責任編輯：Rex_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