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誡子書》中希望兒子“儉以養德”，這與諸葛亮早年躬耕隴畝的經歷有關。圖為湖北襄陽古隆中的躬耕亭，是清朝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鄖襄觀察使趙宏恩維修諸葛亮故居時新建的紀念性建筑。（陳彧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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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是古代一個十分流行的繪畫題材，1960年考古學家在江蘇南京西善橋宮山大墓發現了一套完整的描繪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的畫像磚，現藏南京博物院，這里展示的是拓本（部分），可以清晰看到磚的痕跡。左邊的是嵇康，右邊的是阮籍。嵇康曾留下長篇《家誡》，鼓勵兒子立志，阮籍也有教子故事流傳后世。（圖片來源：南京博物院官網）
淡泊明志 寧靜致遠
三國時期，群雄逐鹿，英才輩出，彼此之間，斗智斗勇，為今人留下了生動的三國故事。在我們激賞三國人物運籌帷幄的智慧、俠肝義膽的忠勇時，容易忘記這一時代誕生了一些對后世影響深遠的家訓文獻，正是通過這些文字，我們得以見識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中三國人物內心深處的柔軟。
三國時期的諸葛亮，不僅以雄才大略而著稱于世，亦以家教有方而為后世推崇。翻開《諸葛亮集》，在《隆中對》《前出師表》《后出師表》這些光耀千古的名篇之中，有他寫給家人的幾封家書，其中最知名者是《誡子書》。這封家書是諸葛亮于臨終之際，寫給年僅八歲的兒子諸葛瞻的。
諸葛亮常與在東吳為官的兄長諸葛瑾通信，他有時也會提到自己的養子諸葛喬、兒子諸葛瞻。他不無擔憂地寫道：“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這封家書寫于蜀漢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在這年十月病逝于五丈原，他的北伐大計最終沒有實現，可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諸葛亮的《誡子書》很短，只有86字：“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這封家書的關鍵詞是“靜”。在諸葛亮看來，一個人修養自己的心性要靜，一個人精進自己的學問也要靜，如此便要與一系列負面的品質劃清界限，如傲慢、驕躁、奢侈等。
諸葛亮在家書中說到的“儉以養德”，是他對兒子的期望，也是他的生活寫照。諸葛亮早年躬耕于隴畝，在簡陋的草廬中過著貧寒的生活，及至任蜀國丞相，“資仰于官，不自治生”。他在向蜀后主劉禪的自表中，說到自己的家計，“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余饒”，他即將再次開啟北伐的征程，倘若死于疆場，諸葛亮對自己的后事如此安排，“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
在《誡子書》的最后，諸葛亮說年華易老，茁壯的大樹轉眼就枯敗了，倘若年少不努力，不能以靜修養自己的心性、精進自己的學問，怎能接續前人的事業，最終悲守窮廬，追悔莫及。
《誡子書》雖然篇幅短，但內涵深刻，辭約而旨豐。古人既對諸葛亮推崇備至，對這篇《誡子書》也贊許有加，認為可為家教之典范。西晉末年，北方少數民族紛紛入主中原，建立政權，開啟中國歷史上的“十六國時期”。其中西涼的建立者李暠對文學、儒學都較為重視。他曾效法王羲之等名士上巳日曲水流觴、吟詩作對之雅事，在此場合中教育諸子在戰事之余可讀一讀諸葛亮的家書。李暠說：“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茍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三國時魏國大臣）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于此。”
人當立志 守志當固
諸葛亮除了這篇《誡子書》外，還有一篇《誡外甥書》。諸葛亮有兩個姐姐，分別嫁給了當時荊州的名門蒯家、龐家。諸葛亮的《誡外甥書》通篇突出一個“志”字，開篇說：“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大丈夫立志就要立大志，應以先賢為榜樣，去除私欲，胸懷天下，胸懷天下就要有廣闊的視野，不能眼中只有瑣碎之事，為瑣碎之事而分散了主要精力。接著諸葛亮說為人要能屈能伸，善虛心問學，去除個人的好惡之情。最后諸葛亮在家書中說：“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竄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諸葛亮的《誡子書》和《誡外甥書》，采用基本相同的論述結構，先提出自己對后代的期望，應具備怎樣的品質，再從反面說沒有這樣的品質會怎樣。
在兩封家書中，諸葛亮都提到了立志的作用。三國時期，另一封廣為流傳的家書對立志的強調更甚，開篇便驚世駭俗地說：“人無志，非人也。”這封家書是嵇康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寫給兒子嵇紹的《家誡》，當時嵇紹僅十歲。
在嵇康看來，一個沒有志向的人，根本稱不上一個真正的人。君子立志，“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后動”，立志要以善為準則，要謀定而后動。在追求自己的志向時，嵇康突出心的力量，要有堅韌的心力，“口與心誓，守死無貳，恥躬不逮，期于必濟”，反之“心疲體解，或牽于外物，或累于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就會產生動搖的情緒，這就容易否定自己的志向。
嵇康在《家誡》中提到了四位守志堅固的模范：“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商周易代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故事，漢武帝時蘇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持節不屈的故事，可說相當經典了。這里主要介紹一下申胥之長吟、展季之執信的故事。
申胥即申包胥，是楚國大夫。他與伍子胥曾共事，伍子胥為報復楚國，遠走吳國，申包胥表示伍子胥能報仇成功，他也必能復興楚國。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吳國攻打楚國，申包胥來到秦國求援。申包胥苦說無效，遂“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終于打動了秦哀公，秦國派車五百乘救楚。
至于展季，就是魯國大夫柳下惠。齊國攻打魯國，索要魯國的珍寶岑鼎。魯國國君舍不得岑鼎，打算用一個其他的鼎送去。齊國點名以誠信聞名的柳下惠，表示柳下惠說此鼎是岑鼎，那我們就接收了。魯國國君找到柳下惠，柳下惠卻不愿意撒謊，魯國只好將岑鼎運到齊國。
嵇康的《家誡》篇幅不短，講立志的第一段最常被提及，此后的段落則是嵇康誡子謹言慎行，不該強勸人酒等內容。如嵇康希望兒子“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有的人善于在小節上極盡表演之能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卻模棱兩可，這是嵇康不認可的。又如嵇康希望兒子“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要有勇氣拒絕薄義重利的世俗，而能重義輕利，因此他希望兒子若見窮苦潦倒而可以賑濟的人，應當“見義而作”。
學者提到這篇家書時，多認為凌亂散漫，這是有原因的。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遭人構陷，被司馬昭投入大獄，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在獄中寫下了這封家書。
嵇康被害前，曾當眾彈奏一曲《廣陵散》，并宣布“《廣陵散》從此絕矣”。他冷靜面對死亡，但在寫給兒子的家書中卻透露出無奈、不舍，故而行文不再那么講究。但在不夠考究的文字背后，今人看到了一片深沉的關心。
魏晉之際是“竹林七賢”生活的時代，嵇康是七賢之一。竹林七賢并未像有的繪畫作品表現的一樣，曾相約共聚于竹林之中。竹林七賢作為魏晉風度的代表，留下了許多奇談，奇談的背后卻是朝不保夕的焦慮。他們在面對后代時，大多不希望他們效法自己，嵇康如此，阮籍也是如此。竹林七賢中，阮籍和他的侄子阮咸占據了兩席，阮籍訓導兒子阮渾時，曾說侄子阮咸已經變成我這樣的人，你不得再重蹈覆轍。
言則忠信 行則篤敬
歷史文化名城湖北襄陽是孟浩然的家鄉。孟浩然有一首常被引用的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詩題是“與諸子登峴山”。
峴山在襄陽城東南，歷代文人墨客慕名前往，留下許多詩文。所慕之一，是峴山上的羊公碑，是為了紀念羊祜所立，襄陽百姓愛戴羊祜，見碑思故人，忍不住流眼淚，故而此碑又被稱為墮淚碑。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馬致遠，在一首散曲中寫道：“畫籌計，墮淚碑，兩賢才德誰相配？一個力扶漢基，一個恢張晉室，可惜都壽與心違”，將羊祜與諸葛亮相提并論，兩人才德俱高，可惜都不夠長壽。
羊祜由曹魏入西晉，是建立西晉的功臣，他曾長期鎮守襄陽，保境安民、擴大屯田、發展教育，得到襄陽百姓的愛戴，他的這一系列措施也為西晉平定孫吳打下基礎，不過羊祜有生之年并未見到孫吳平定。
羊祜出生于一個名門望族，年少時就被人看出未來“必建大功于天下”。后來，他果然在疆場上立功，同時他也是一個“博學能屬文”的人。羊祜留下的文字不多，其中有一篇簡短的《誡子書》。羊祜先簡要回顧自己年少時的經歷，謙虛地說自己不如父親，繼而擔心下一代不如自己。為此，他希望下一代認識到“恭為德首，慎為行基”，“愿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如果言行不講忠信，就有可能受到別人批評，甚至觸犯刑律。羊祜希望兒子將父親的話常記心中。
《晉書》中還有一則這樣的故事，說的是羊祜的女婿曾勸他“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即要置辦一些產業，來籠絡一些人使其擁戴羊祜。羊祜默然不應，但他決定將此事當做家教的材料，召來諸子說：“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而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
羊祜在鎮守襄陽時，曾與友人鄒湛等登臨峴山。羊祜感慨萬千：“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鄒湛寬慰羊祜，您“德冠四海”，有美好的名聲，一定會與這座山一起傳下去，至于我這樣的平凡之輩，確如您所言，將湮滅無聞。
孟浩然的詩足以證明羊祜的擔心是多余的，羊祜一直為后世銘記，孟浩然在詩中以功成名就的羊祜來對比懷才不遇的自己，他的愁緒也為后世銘記，這便是文字的力量，這便是傳承的力量。諸葛亮、嵇康、羊祜的誡子書，距今已有1800年以上的歷史，有力量、有啟發的文字，總是能夠經歷歲月的淘洗，為后世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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