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宋朝的“尚文抑武”或“重文抑武”，人們大都會引用《宋史·文苑傳序》中一段話：“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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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宋人津津樂道宋太祖“尚文”故事，其中著名的如王禹偁《建隆遺事》稱，宋太祖趙匡胤稱帝以前為后周大將，“酷好看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若聞人間有奇書，不恡千金以求之”，嘗從周世宗南征淮南，得勝還京，有人向周世宗告密道：“趙某自下壽州，私有重車數乘。”周世宗遣人伺察，將“籠篋數車”推至御帳當面打開，“無他物，惟書數千卷”。周世宗便責問趙匡胤：“卿方為朕作將帥，辟土疆，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為？”趙匡胤解釋：“臣無奇謀上贊圣德，濫膺寄任，嘗恐不迨。所以聚言觀覽，欲廣見聞，增智慮也。”
待宋太祖登基做皇帝以后，史載其“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此所謂“治道”，即“為治之道”，也就是儒家始終宣揚的以禮樂教化為基礎的治國理民之道。因此，宋太祖“欲令武臣讀書”，雖被宋人視為天子“有意于治”即崇尚文治的標志性事件，但宋太祖此舉更主要的目的是欲以此來消弭五代時期“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的混亂局面，即有意引導武臣讀書，欲使他們通過讀書而明了君臣大義，自覺地抵制叛亂而效忠于君王。
宋太祖
確實，宋太祖雖然出身行伍，但于治國理政，與五代諸帝區別最大者，在于他并不輕視讀書人，深知可以馬上得天下、卻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道理。所以，北宋后期名臣劉安世曾稱：“太祖極好讀書，每夜于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獨盡利害之實。”為此，宋太祖還常常勸導“寡學術”的宋初宰相趙普讀書：“卿苦不讀書，今學臣角立，雋軌高駕，卿得無愧乎？”于是趙普“手不釋卷”。
不過，宋太祖雖然在前宰相王溥遷官太子太師時對左右侍臣稱美道：“溥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所未有也。”但當時其所看重或重用的并非“純儒”，其所勸導讀書，在于讓臣僚武將知曉治國理民之道，而不必學那“無所用”的“作文章”。因此，宋太祖對文臣儒生的某些不甚實用的做法頗為不屑。史載，有一次，宋太祖經過朱雀門時，指著門額“朱雀之門”問趙普曰：“何不只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趙普回答：“語助。”宋太祖大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又有一次，宋太祖至太廟祭祀祖宗，看見供案上陳列的籩豆簠簋等禮器，問道：“此何等物也？”侍從“以禮器為對”。宋太祖便道：“我之祖宗，寧曾識此？”隨即“命撤去，亟令進常膳”，待其禮畢，然后吩咐隨從說：“卻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于是這成為太廟祭祀制度：“先進牙盤，后行禮。”故北宋理學家邵雍由此稱譽道：“太祖皇帝其于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雖然北宋大儒邵雍對宋太祖既不拘泥于舊制，又不違背古禮的做法給予了極高評價，但這卻無法掩飾宋太祖輕視“儒士”的態度。而宋太祖朝末科狀元王嗣宗的遭遇，更可看出宋太祖在“尚文”的同時又頗為“輕士”。
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三記載：汾州人王嗣宗，“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發禿，嗣宗毆其幞頭墜地，趣前謝曰：‘臣勝之！’上大笑，即以嗣宗為狀元，昌言次之”。但此類頗有違宋人夸飾的“崇儒”之“圣君”形象的宋太祖之言行，是否只是傳聞不實之言？因為宋代文獻中夸耀宋太祖“圣跡”的文字，頗多虛夸諱飾之處，如宋人盛稱的“宰相須用讀書人”故事即是。
《宋史·太祖紀三》嘗稱“乾德改元”，宋太祖事先告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但至乾德三年滅亡后蜀，“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乃大喜曰：‘作相須讀書人。’由是大重儒者”。此事也記載于《劉貢父詩話》等筆記，稱當時宋太祖“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鑒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谷、竇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鑒必蜀中所鑄。’太祖大喜”云云。
然而史載建隆四年（963）十一月甲子，“合祭天地于南郊”，并“大赦，改元”乾德。待次年（乾德二年）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罷相，趙普方擢拜宰相。范、王、魏三人中僅魏仁浦出身小吏，范質、王溥二人皆進士出身。《宋史》本傳稱“質以儒者曉暢軍事，及其為相，廉慎守法。溥刀筆家子，而好學終始不倦”，顯然當屬宋太祖口中所稱譽之“讀書人”，然而他們竟然不知前蜀后主王衍時嘗有“乾德”年號，頗不可信。而且宋軍滅后蜀在乾德三年初，隨即宋太祖發現鑄有“乾德四年”年號之銅鏡，卻直至乾德六年十一月才改元開寶，顯然其所用年號與前代相同，并非改元“開寶”之主要原因。至于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七云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趙普）從旁稱贊”。翰林學士盧多遜便“曰：‘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識！’”葉氏所云更屬夸張，顯出傳聞。
那么王嗣宗“手搏”取狀元一事，是否也屬傳聞不實之詞？因為王嗣宗確為開寶八年（975）進士第一，但據《宋史·趙昌言傳》，趙昌言實于太平興國三年（978）舉進士甲科，《涑水紀聞》稱王嗣宗與趙昌言“手搏”爭狀元一事不實。但據《宋史·王嗣宗傳》，稱王嗣宗知永興軍府（今陜西西安），當時著名隱士種放自朝廷“得告歸山（終南山），嗣宗逆于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其他宋人文獻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六、《隆平集·種放傳》、《東都事略·王嗣宗傳》等也都曾記載王嗣宗乃因“角力而中第”為狀元，又據南宋初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記載，當時“廷考王嗣宗與陳識齊納賦卷，藝祖（宋太祖）命二人角力以爭之，而嗣宗勝焉，嗣宗遂居第一名，而以識為第二人”。可見宋太祖令進士“二人手搏，約勝者與”狀元之事不假，只是與王嗣宗“手搏”者非趙昌言而已。
大抵因為相似的原因，開寶八年狀元及第后的待遇頗不高，而與宋太宗朝及以后的情況大異。如王嗣宗狀元及第，其初授官職僅為秦州司寇參軍。對此，馬端臨于《文獻通考·選舉考》中議論道：“藝祖、太宗皆留意于科目，然開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止授秦州司理參軍，嘗以公事忤知州路沖，沖怒，械系之于獄。然則當時狀元所授之官既卑，且不為長官所禮，未至如后世‘榮進素定，要路在前’之說也。至太平興國二年始，命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次皆優等注擬，凡一百三十人。淳化二年試士，第一甲至三百二人，皆賜及第。”當時狀元初授官不“優”，實與宋初諸制度尚處于變革中而未能完全定型有關，也與宋太祖在相當程度上“輕士”有關。
在宋太祖朝，諸事皆屬草創階段，其處事自然多有粗率之處。被人們每每引以為笑料的宋太祖令殿試進士王嗣宗通過手博“角力而中第”而奪得狀元一事，當然屬宋太祖偶然率意之舉，在整個宋朝也屬僅此一次的“杰作”，但此舉充分反映出趙宋開國皇帝倡導包括武臣在內的眾臣讀書，其主要目的還是如鄧小南《談宋初之“欲武臣讀書”與“用讀書人”》一文中所言者，“在于轉向‘文治’的姿態，在于營造一種上下、尊卑洗滌井然的氛圍”。而宋初特殊的政治軍事文化環境，也讓宋太祖雖然開始任用儒臣替代武臣“分治大藩”，以限制武臣勢力，但他所看重的仍是“儒臣中有武勇兼濟者”，如其嘗對趙普所表態的：“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從儒臣“縱皆貪濁”云云，可見天子對儒臣還是頗有保留的，尤其對“儒生”“措大”更是心存輕蔑，如嘲笑翰林學士陶谷撰寫詔令制誥是“依樣畫葫蘆”，由此遂引來了諸如悍將黨進“措大們愛掉書袋”等輕蔑之言。因此，出身行伍的宋太祖內心仍然頗為“輕士”，其“尚文”之美譽實是相對于五代時期極端“輕文”、蔑視文士的諸皇帝而言的，其“尚文”言行也與其處心積慮地抑制藩鎮、武將權勢的措施密切相關，故今日實不宜學宋人諛頌其開國“藝祖”那樣過分拔高其作用。
不過，宋太祖通過勸導臣下讀書、宣揚“宰相須用讀書人”等言行，卻也營造出一種“尚文”的氛圍，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唐末以來武人左右政局以及社會上重武輕文的風氣，使得“崇文抑武”等理念深入人心。如范祖禹上宋哲宗的《勸學劄子》中所言的：宋太祖宣揚“宰相須用讀書人”，而“宰相既用讀書人，則自余執政、侍從之臣，臺諫之職，必皆文學之士然后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由此為宋朝政治文化的發展創造出一種“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景象。(顧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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