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牛久出入境管理中心收容所。
“救命!救命!”
“我們如同蟑螂!”
【資料圖】
“遭到毆打!”
“這樣的日子無法忍受!”
“難道這就是日本人所謂的熱忱好客和以誠待人嗎?”
紀錄片《牛久》近日在日本公映。影片中，幾個被收容的外國人講述了自己在日本牛久出入境管理中心收容所(以下簡稱牛久收容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與暴力鎮壓，發出了“生死吶喊”。
在日本，逾期或非法滯留的外國人原則上會被收容，如果被判處驅逐出境，則在遣返前被強制收容在出入境管理中心收容所。由于缺乏第三方監管，這些收容所一度成為滋生犯罪的溫床。
《牛久》展現了被收容者在牛久收容所里永無止境的絕望。
紀錄片《牛久》海報。
收容所內的“生死吶喊”“即便入獄也有刑期，但這個地方沒有規定‘出獄’時間。”鏡頭里，一名被收容者陰沉著臉。他說，妻子每個月都來看他，但探視時間只有30分鐘。長期被拘留的他精神極不穩定，多次自殺未遂。
另一名男子來自非洲國家喀麥隆。因卷入本國政變，他于2002年進入日本申請政治難民。他說，自己一年半來一直在吐血，已到了無法進食的地步，但牛久收容所不許他就醫。
來自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地區的丹尼斯，于2007年來到日本，2011年與一日本女子結婚，幾年后因變故簽證過期。丹尼斯填寫了一張又一張難民申請表，卻都被拒絕。最終他被送至牛久收容所。看守人員曾把他按倒在地，將他雙手扭到背后，戴上手銬。丹尼斯不得不靠每日服用安定劑來穩定情緒。“原本為了活命逃到日本，沒想到在牛久收容所遭受暴行。”
坐在輪椅上的彼得面容憔悴，精神恍惚。當被詢問“你在這里發生了什么”時，他沉默了許久，然后回憶起自己差點被強制驅逐出境的經歷。“幾個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員按住我，掐住我的脖子。我因恐懼大叫，他們又按住我的嘴巴和鼻子。我快要死了，這些人太邪惡了。”彼得拿出一幅自己創作的畫，畫中有個大洞，洞外是一片藍天，構圖是從下往上的。他指著畫說：“這就是我現在的生活。”
《牛久》拍攝于3年前。2019年秋，旅居東京的美國導演托馬斯·阿什加入朋友組織的公益探訪活動，第一次訪問了牛久收容所。看到被收容者極度虛弱，甚至生命垂危，他萌生了拍攝紀錄片的想法：“侵犯人權的行為就發生在我眼前，這些事情不應該被遮掩。”
阿什將探訪感受與拍攝想法告訴了周圍的日本朋友，他們的反應卻十分平淡:“收容所就和監獄一樣，每個人都是罪犯，不是嗎？”聽到這些反饋，阿什更震驚了。他堅定了制作紀錄片的決心。
牛久收容所以“保護被收容者隱私”為由，規定探訪人員不得攜帶錄音或錄像設備，阿什只能用小型攝像機進行隱蔽拍攝。對牛久收容所的探訪持續數月后，阿什最終取得9名被收容者的同意，并將他們的控訴剪輯成《牛久》。
《牛久》公映后，在日本社會引起巨大反響。有日本網民認為，隱蔽拍攝屬違法行為，應逮捕導演。但更多人指出，應該聚焦問題本身——日本收容機構里的非人待遇，本質上與美國黑人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執法致死事件并無不同。事實上，《牛久》在日本上映前，曾在全球14個國家的電影節上播出，幾乎沒人關注拍攝手法，只有日本避重就輕。
對于牛久收容所不允許錄音和拍攝的規定，阿什的質問更是一針見血：“（他們）到底想隱瞞什么？又在害怕什么？”
牛久收容所內部房間。
追夢女孩命喪日本
《牛久》中的虐待與施暴，只是冰山一角。202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出入境管理中心收容所，一名斯里蘭卡女子離奇死亡，更讓人感到黑暗與壓抑。
死者名為威詩瑪·桑德馬利，33歲。2017年，她離開斯里蘭卡，搬到日本生活。4年后，妹妹博爾尼瑪再與姐姐相見時，面對的是一具遺體。博爾尼瑪幾乎認不出她，“姐姐瘦了40斤，皮膚像老人一樣，皺巴巴地粘在骨頭上”。
桑德馬利出生于斯里蘭卡西部城市加姆珀哈。她小時候喜歡看日本電視劇《阿信》，被劇中貧家女孩不斷奮斗、最終成功執掌連鎖超市的故事激勵。懷揣著去日本打拼的夢想，她從小埋頭苦學日語。
父親去世后，桑德馬利說服了母親，去日本當英語老師補貼家用。為此，家里用房產作抵押，籌集了部分費用。2017年，桑德馬利持留學簽證抵達日本，在毗鄰東京的成田市的一所學校參加語言課程。“當時，她的個人社交網頁上，全是旅游景點照和與新朋友的合影，每一張照片里的她都笑得很開心。”博爾尼瑪回憶。
一年后，桑德馬利“失蹤”了。據語言學校副校長恒田稱，桑德馬利遇到一名斯里蘭卡男子，與他同居后，便不再去上課。當年5月，桑德馬利在一家工廠工作，9月簽證到期后申請庇護遭到駁回。
桑德馬利再度出現在日本官方記錄中是在近兩年后。2020年8月，她在靜岡縣一所警局報警，稱自己遭到男友的毆打和虐待，想回到斯里蘭卡，但身上只剩2300日元（約合人民幣115元）。警局把她移送至名古屋出入境管理中心，準備將她遣送回國。幾個月后，桑德馬利收到男友的威脅短信：“你如果敢回到斯里蘭卡，就會遭到報復！”恐懼之下，她改變了心意，撤回遣返請求，尋求繼續留在日本。
桑德馬利的噩夢就此開啟。在收容所官員看來，身為被收容者，桑德馬利本就“低人一等”，竟還敢撤回遣返請求，這簡直就是一種“冒犯”。被觸怒的官員開始變著法兒折磨她。2020年底，桑德馬利高燒不退，出現吞咽困難的癥狀。2021年1月，醫生給她開了維生素和止痛藥，但她沒有好轉，甚至開始連續嘔吐，無法進食。2月，桑德馬利虛弱到無法抓起筆，工作人員卻不愿為她呼叫急救服務。3月6日，桑德馬利不幸去世。
一名外國人死在收容所內，日本國內外輿論嘩然。《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紛紛報道，名古屋、東京和大阪多次爆發示威抗議。日本當局的態度卻是遮遮掩掩。桑德馬利的家人趕到名古屋，要求相關機構公布收容所內的錄像。移民局一再拒絕，最后迫于輿論高壓，才在一場日本國會舉辦的政府質詢會上，發布了一小段經過剪輯的視頻。
視頻里，桑德馬利的尊嚴被摧毀殆盡。她從床上摔下來，牛奶從鼻孔中流出，看守人員站在一旁大聲嘲笑。躺在地上的桑德馬利無論如何呼救，都得不到任何回應。
看完視頻，博爾尼瑪悲痛萬分：“我覺得更糟糕的內容并沒有被披露。”議員真山美保憤怒地表示：“這簡直就是在間接謀殺桑德馬利！”
悲痛萬分的桑德馬利家人。
2021年8月，日本移民局發布了關于該事件的最終報告，承認收容所缺乏適當醫療服務，不能為被收容者提供及時救治，并承認被收容者遭受了虐待。
日本法務大臣古川禎久對此“真誠”道歉：“悔恨將深深地刻在我們心中，我們將不斷努力，使（類似的情況）永遠不再發生。”一名移民局官員卻傲慢地說：“這可是我們第一次公布收容所內的視頻，也是第一次對被收容者的死亡表示道歉。”
移民系統的“黑箱”程序
日本共有17家出入境管理中心收容所。據報道稱，這些收容所內的侵犯人權行為時有發生。2010年，一名加納男子在被遣返回國的機艙內，被出入境管理人員按壓在地造成窒息死亡。2019年6月，一名40多歲的尼日利亞籍男子因絕食抗議，在長崎縣大村出入境管理中心離世。據日本難民律師網絡統計，自1997年以來，日本至少已有27名此類被收容者死亡。
一塊抗議展示牌上，統計著近年來日本出入境管理中心收容所內的死亡人數。
為反對收容所虐待事件，日本街頭多次爆發示威游行。
被收容者的確都面臨“身份問題”。他們正處于申請難民身份的過程中，其中大多數人的簽證已經過期。“誠然，被收容者違反了《移民控制和難民確認法》，但這是否意味著對他們施暴合理？意味著不給予醫療救護的行為合理？”日本《朝日新聞》發出如此追問。
“收容所早已被日本政客遺忘。”阿什說，“被收容者正處于申請難民的過程中，他們是否為難民并未確定，那么以這種方式安置是否合法？即便他們不是難民，難道就意味著沒有人權？在日本政客眼里，被困于此的人罪惡至極。”
英國埃塞克斯大學人權中心研究員藤田早苗直指日本“難民黑洞”背后的問題：移民系統的監管缺失。“日本移民局控制著日本對外國人的簽證發放、難民申請者被收容和被驅逐，以及對他們的臨時釋放等流程的權力。該機構權力過大，且不受司法機關監控。”
日本東京成田國際機場，移民局柜臺旁展示的難民申請海報。
監管失職，收容所成了“黑箱”。比如，外國人被秘密拘留，收容時間也沒有上限。日本移民服務機構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有207名被收容者被關了6個月或更長時間，其中41人被關了至少3年。
日本移民局前官員木下陽一提出改革建議：“需要法院或其他第三方來提供不同觀點，對移民局進行監督。” 此外，日本移民局還提出改善收容所醫療服務條件，適當允許生病的被收容者暫時獲釋。
事實上，聯合國對日本收容設施的批評由來已久，并多次要求其進行改革。2019年，在日本198名被收容者進行絕食抗議后，聯合國人權機構呼吁禁止這種“任意的強制收容”，敦促日本盡快作出改變。但這些呼吁收效甚微，日本移民系統改革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專家點評 難民問題暴露“島國狹隘性”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中日關系史學會會長 王新生
紀錄片《牛久》與桑德馬利事件，都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日本移民系統內的人道主義待遇問題。
日本是全球難民身份申請通過率最低的國家之一。2020年，向日本政府申請難民者3936人，僅47人獲得認定，約占1.2%。2010年至2019年，日本難民申請通過率更低，僅為0.4%。此次俄烏沖突爆發后，日本罕見地“敞開大門”，宣稱接受烏克蘭難民。然而事實上，真正能進入日本的烏克蘭難民寥寥無幾。
日本也是全球移民最難的國家之一。日本民族構成單一，99%的人口為大和民族。他們擔心外來者的涌入會沖淡血緣與文化。此外，日本與亞洲大陸隔海相望，相對獨立。作為島國，日本自然資源稀缺，自然災害頻發。這些先天“基因”，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島國狹隘性”，讓日本具有強烈的排外情緒。
“冷戰”結束后，日本與美國的盟友關系更緊密，日本人在身份認同上發生新的變化。2003年11月，東京聯合國大學前副校長井口高志與東京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塔庫爾發表了一份聯合調查報告。該報告顯示，只有26%的日本人認同自己的亞洲身份。一位日本評論家甚至寫道：日本是“亞洲垃圾場里唯一一座高樓大廈”。這足以顯示日本對鄰國強烈的歧視與抵制。
對難民不穩定性的顧慮，對社會安全狀況惡化的擔憂，推動了日本社會的反難民情緒。事實上，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為解決移民與難民問題苦尋對策。如何在社會秩序與經濟發展之間找到平衡，人道地處理“融合”問題，是日本移民系統改革方針的應有之義。
日本號稱全球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實則不然。職業不分貴賤、工資差別不大、全社會“均富”，都是其留給外人的觀感。實際上，日本每年有超過5萬家中小企業倒閉，而大企業與富裕階層仍在快速、大量聚斂財富。貧困人口問題的解決也并不理想。隨著少子化、老齡化加劇，城市老年人、女性、兒童成為日本“新貧困人口”。厚生勞動省2017年的一份調查顯示，36%的單親家庭有過為三餐發愁的經歷。
社會組織框架的“平等”背后，隱藏著諸多“潛規則”。日語本身就是“階級分化”的語言，使用時須根據對方年齡、性別、階級、身份等做調整。職場中，人物出席順序、頭銜職稱晉升都講究尊卑有別、論資排輩。這些不平等的思想根深蒂固，外國人很難真正理解與融入。
要在日本避難，實在很難。日本難民的“人道主義黑洞”不應被忽視。
責任編輯：Rex_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