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最近引起的爭議也從中而來：趙盼兒一邊強調自信自強，一邊又對自己曾經的樂籍身份倍感羞恥；宋引章一邊想要脫籍一邊又揚言想為皇帝獻藝，以及貴為皇城司副使的顧千帆對趙盼兒的深情和不計身份，這些情節設置似乎有些跳脫時代，將現代對獨立女性的觀念附著到宋代女子身上，而又因為觀念的“先進性”不夠而被批判。
如果不與關漢卿的原劇本《趙盼兒風月救風塵》對照，也不討論趙盼兒的“女性主義”是否足夠徹底，回到劇情設置的宋代背景來看，身處那個時代不同階層的人原本處在社會中什么樣的位置，他們不同的戶籍身份對他們的命運有著怎樣的影響，或許能幫助我們更客觀來看待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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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戶口分類制度紛繁復雜，例如，按照人戶的身份區分，有官戶與民戶、形勢戶與平戶的區別；按照居住地區分，又有鄉村戶與坊郭戶的區別；按照有無田地、房產來區別，有主戶與客戶之分。此外，還有比較特殊的女戶、僧道戶、禮樂戶等。這些復雜的分類本身是為了便于朝廷征收賦稅和管理人口，但其中的分類標準、界定的種種權利和義務，卻可以反映出當時社會階層的基本面貌，個人的命運正是在這種身份階層之別中產生不同的走向。
“民不可犯官”：宋朝的官戶
劇中歐陽旭成為探花郎被任職后便一躍成為官戶，住著宅院，城廂官任其差使，同一般百姓大有區別。歐陽旭的朋友杜長風同樣高中進士，他在被“十三少”池蟠欺負的時候一直強調自己是官，口口聲聲說著“民不可犯官”，讓跋扈任性的池衙內也不敢輕舉妄動，可見“官戶”與老百姓是嚴格區分開來的。
士庶有別自古有之。唐代在法律意義上確定了“官”和“庶人”的區別，宋朝第一次將“官戶”作為法定戶名，對官戶的范圍、特權和禁約作了更細致的規定。
事實上，不是所有的官都能成為官戶。《慶元條法事類》提到，官戶“謂品官，其亡歿者有蔭同”，“諸稱品官之家者，謂品官父、祖、子、孫及與同居者”。理論上官員子孫可以通過蔭補成為無品小官，獲得官戶身份。但是，由于宋朝入仕途徑眾多，除科舉外，還有富人向官府捐糧“買官”（稱為“進納出身”）、武人通過軍功、胥吏出職轉為正式官員等方式。由于官戶的優勢地位，各色人等削尖腦袋試圖獲得官戶身份，導致官戶泛濫雜糅，特權濫用。宋朝重視科舉，只有科舉為官被視為正途。于是，宋朝中后期多次對官戶的范圍加以細致規定，例如，限制非正統出身的人成為官戶，抑或是限定門蔭的范圍，對獲得官戶身份加上各種各樣的限制條件。盡管如此，“冒立官戶”、想盡辦法轉換身份的人還是源源不斷。對“官戶”的趨之若鶩，正說明了官戶與民戶之間有著天壤之別。
在經濟地位上，中高級官員俸祿高、數額大，除了基本工資外，還有職錢、廚食錢、茶湯錢、人衣糧、餐錢等等補貼，可以說衣食住行無憂；低級官員雖然工資相對較低，卻也是擁有奴仆的人上人，經濟地位在大多數普通民眾之上。
更重要的是，與普通民戶相比，官戶有諸多特權。例如前面提到，品官有門蔭的特權，除了子孫親屬之外，他們的門客甚至是醫生有時也可以獲得蔭補，導致冗官問題嚴重。當然，門蔭出身在名聲上不如科舉，有門蔭資格的人也可以另外參加科舉，以獲得更好的升遷前途。劇中顧千帆的祖父是吏部侍郎，完全有資格讓他直接成為官戶。皇帝稱贊顧千帆是科舉進士出身，明顯表達了對顧千帆參加科舉走正途的贊賞。與之相比，蕭欽言的長子則是靠父親門蔭，沒有實際的職任，和顧千帆不能相提并論。
官戶的另一大特權是可以減免某些稅役。宋朝賦稅差科名目眾多，官戶不僅有法定范圍內減免某些賦稅的特權，還可以依靠自身權威逃避各種差役，負擔遠遠小于普通百姓。此外，官戶在某些時候可以減免刑罰，條法規定，七品以上官“犯流罪已下，各從減一等之例”。
宋朝在給官戶特權的同時，也對他們有一定的禁約。例如限制兼并土地、禁止在所在州縣擁有田產、禁止放債、經營酒坊等。然而事實上，規定與現實往往相反，官戶利用自身地位攫取利益，隱產逃稅、兼并土地、經營放貸積攢財富的不在少數。
所以，杜長風強調“民不可犯官”，就是在強調自己作為官戶與平民的身份差別，畢竟官戶在法律地位、社會地位上都遠遠高于普通百姓。從戶籍身份的意義來看，隸屬官戶的顧千帆的確與作為平民的趙盼兒有著云泥之別。
“所謂末者，工商也”：坊郭戶與從商之人
趙盼兒三人輾轉到東京，感覺到了與錢塘截然不同的城市圖景：商品鱗次櫛比，街市星羅棋布，人流攢動不息。《東京夢華錄》卷三《馬行街鋪席》中有“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復又開張”之說，足見東京城的繁華。
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宋朝定籍名為“坊郭戶”，類似于我們今天的城市戶口。城鄉戶口的區別在唐宋時代才出現，在這之前，秦漢有“市籍”的說法，但是僅限于商人和手工業者，不包括全部的城市居民。宋朝將坊郭戶范圍擴大，涵蓋居住在府州軍城、縣城和市鎮的居民，這意味著居住在這些區域的人被納入城市戶籍單獨管理并征稅，與鄉村戶區分開來，居住在城市有了不同意義。
宋朝大城市開始興盛，財富不斷向城市聚斂，許多農民涌向城市，甚至在城墻之外還聚集形成了新的居民區“草市”。官戶、富商多居住在城市中，為各行各業提供生計機會，相對于農民生活艱難困苦、賦役繁重，只能以農耕作為基本的維生手段，城市的居民可以住在繁華的街巷，選擇豐富多樣的營生方式，有著獨具特色的城市文化，逐漸吸引了很多人居住在城市。
城市中的階層差異很大。宋朝戶籍制度按照財富多寡將坊郭戶分為十等。一般來說，坊郭上等戶家境殷實，多田宅地產，生計從容優渥。劇中陳廉家為他在東京購買宅院，算得上是富庶的坊郭上戶。這些家境較好的群體有多種多樣的營生方式，如出租房屋、經營產業、放高利貸等。宋時城市房屋出租業發達，司馬光《司馬文正公傳家集》說：“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很多房主光是依靠出租房屋就可以維生。趙盼兒三人租住陳廉家、租鋪開茶坊等，可以看到當時房屋出租形式的流行。
坊郭下戶的構成更為豐富，各種賣糕點、果子、日用品的小商戶、工匠以及人力、女使等受雇傭者，他們多附庸于富商、官戶，為他們提供各種各樣的商品和服務。劇中因家中受災流落東京的葛招娣，歐陽旭的家奴德叔等人就屬此類群體。除此之外，城市中還有諸如伎藝人、娼妓、乞丐等流動人口。
坊郭戶的構成除了官戶、吏戶之外，以工商業者為主，在城市中從事工商業者眾多。劇中刻畫趙盼兒三人獨立自主、克服困難，在東京開茶坊的勵志故事，讓我們看到當時城市中生動的經營活動和生計方式。她們企圖靠經營謀生立足東京的想法也并非異想天開，在錢塘經營茶坊的積蓄和身為樂伎積累的財產，足以讓趙盼兒三人在東京城中成為比較優渥的坊郭上戶，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她們擁有地契、房契，并且還能雇人協助經營，相對于本小利微的小商販，趙氏茶坊的經營算得上是中等規模。
城中商戶須由官府編入“行”的同行組織。加入行會要經過官府批準，名列“行籍”，不經官府同意，不可任意出“行”。行會在商品流通、壟斷市場、應付官府科索、聯絡同業關系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既受制于官府的管理，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給予從業者商業競爭上的保護。行會的頭領被稱為“行頭”，負責協助官府對行內收稅、科配，同時對外代表本行與官府交涉。趙盼兒開茶坊須在東京茶行掛名繳錢，與茶坊同行打點關系，反映了當時行會組織的影響。
宋代社會沿襲古代“士農工商”的傳統觀念，以農業為本，工商業為末，經常提出“崇本抑末”的口號，規定“工商、雜類”“不得與士齒”，不得進官辦學校、參加科舉。商人通過買官或可以獲得身份，卻不能與科舉入仕的官員相提并論。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商人也常被歧視。《宋史·輿服志》記載太平興國七年（982），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奉詔詳定車服制度曰：“今后富商大賈乘馬，漆素鞍者勿禁……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請禁斷，聽乘車；兜子，舁不得過二人。”規定商人乘坐的轎子要與官員區分開來，抬轎的人數不得超過兩人。可見當時經濟水平上升的商人階層，在地位上仍然是受官方輕視的。
樂籍是否為賤民？
擺脫樂籍的身份和歧視是《夢華錄》故事的一個主要線索，無論是宋引章一開始為了脫籍私奔嫁人，還是趙盼兒對自身樂籍身份過往的自卑，都離不開宋人對樂籍的看法。那么樂籍在宋代戶籍制度中又是怎樣的存在呢？
將特定人群編為樂籍的制度由來已久。北魏時將罪犯的家屬發配為樂戶，編入樂籍，唐延續此制，規定樂籍屬于法定的賤民階級，且只能“當色為婚”，良賤不可以通婚。到了宋朝，樂籍的主要來源還是被籍沒官員和罪犯的家屬，但如唐代的良賤之分已逐漸瓦解，在法律意義上，樂籍不再是賤民身份，允許與常人通婚。盡管如此，社會對樂籍的輕賤仍是普遍的，一方面是因為樂籍多源自罪犯家屬，另一方面則是因其時常需要出入官府宴席、瓦子勾欄表演的職業性質，仍被視為以聲色侍人的群體而備受歧視。
那么樂伎的技藝屬性是否更被強調呢？樂伎張好好與宋引章對話提到，她們既不是私伎，也不是市伎，靠本事吃飯，不必因為身份而感到羞恥。市伎、私伎與樂伎的身份隸屬的確不同。顧名思義，市伎為市井私伎，私伎屬個人所有，身份類似于婢女。樂伎隸屬于官府，要受到種種音樂訓練的規范、以從樂作為專業職責。教坊司和地方樂營會組織樂伎練習相應的藝能，為宮廷、士大夫宴飲提供表演。另外，宋代對官員狎妓有諸多限制，規定“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員狎妓將犯“逾濫”之罪，朱熹就曾以此彈劾唐仲友。對官員參與樂伎宴飲也有限規，禁止特定職權的官員參與相關宴會。因此，樂伎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有以技事人的空間。
對樂籍的管理朝廷和地方有所不同。朝廷由教坊司負責宮伎的訓練和樂籍的管理。地方理論上由妓樂司負責管理樂籍，實際上最終管理權在州縣官手中。他們可以決定樂伎的人身自由，能否暫時離開本地、脫籍等。蘇軾曾作詞《減字木蘭花·贈潤守許仲涂》：
鄭莊好客。容我尊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膚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
句首連起來是“鄭容落籍、高瑩從良”，意在請潤州知州許遵為兩名樂伎脫籍。因此，樂伎脫籍與否具有隨機性和靈活性，取決于州縣官的決意而無明確的法規限定。
如劇中示，樂伎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宋刑統》有《征人防人逃亡》記載：“諸丁夫雜匠在役及工、樂雜戶亡者，一人笞二十，五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故縱者各與同罪。”對于隨意逃亡的樂伎以及幫助其逃亡的人都有嚴厲的懲處。反之，地方官卻可以將樂伎隨意安排送人，樂伎的命運完全掌握在地方官的手中。
樂籍在婚姻方面仍受到歧視。劇中前有歐陽旭因趙盼兒曾為樂籍而悔婚，后又有趙盼兒跟顧千帆交往的種種顧慮，確實體現了這種難以逾越的身份困境。宋代雖已允許樂戶與常人通婚，但士人與之通婚卻會遭到鄙夷，樂伎被視為士、農、工、商四民之外的雜類，與官奴婢相似。《名公書判清明集》記載南宋名臣蔡杭對于士人娶妓評價道：
公舉士人，娶官妓，豈不為名教罪人？豈不為士友之辱？不可！不可！大不可！
在宋筆記小說中，與趙盼兒被辜負類似的士人登第負心的描述很多，常有樂伎與士人相約高中后成婚，用財產支持士人卻被悔婚拋棄的故事。樂伎可以通過表演獲得豐厚收入，但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極不匹配，她們的財產常被視為不義之財，容易被覬覦和掠奪，難以得到保障。所以，盡管到宋代已經沒有“賤民”的法定身份界定，但是樂籍的社會地位仍然低下，在婚姻、財產權上無法得到社會平等的對待。
責任編輯：Rex_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