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對很多日本工薪階層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企業與工會的新財年“春斗”工資談判將有新的結果。目前各界預期今年“春斗”會出現26年來的最大漲薪潮，從而對日本股市、債市、匯市產生巨大影響。多年來收入無明顯變化，讓日本的中產階層從富到貧，也讓過去的“一億總中流社會”演變成“一億總下流社會”。特別是“安倍經濟學”推出已有10年，10年倏然而過，一些日本媒體近期卻用“寒酸日本”來表達對國家經濟長期低速發展的失落感。“安倍經濟學”從誕生之日起就被貼上標簽——“出自門外漢的經濟學”，并在爭議和質疑聲中影響日本經濟和社會整整10年。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至今，日本國內就對國家的經濟政策不斷進行盤點和議論。《環球時報》記者調研發現，大多數日本民眾的生活確實在過去10年變得“寒酸”，有的家庭舍不得給老人舉行葬禮，有的青年想“賴在”國外打工，還有的學者自嘲經濟衰落讓日本成了“亞洲的希臘”。
“門外漢的經濟學”沒給日本帶來高速增長
安倍晉三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第一次出任首相時，提出把日本建設成“美麗的國家”。隨著他的下野，這一“虛無縹緲”的目標也無人提及。安倍作出反省，稱自己在金融、經濟領域是一個“門外漢”，為“補課”還專門邀請經濟專家組織“學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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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安倍再任首相后，陸續推出“安倍經濟學”， 并有所謂“前三支箭”（大膽的貨幣寬松政策、機動靈活的財政政策、喚起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和“后三支箭”（孕育希望的強大經濟、構筑夢想的育兒支援、帶來安心的社會保障）之說。原橫濱市立大學校長加藤祐三曾和《環球時報》記者評價說：“無論怎樣講，這都是一個‘門外漢的經濟學’，或者是來自小圈子的‘智庫經濟學’。”
日本國內對這種“小圈子”或“門外漢”的經濟政策一直質疑聲不斷。《朝日新聞》2013年12月刊文盤點“安倍經濟學”實施一年的得與失時說，“安倍政權如過分重視刺激眼前的經濟活動，忽略尋找解決財政結構性惡化問題的中長期政策，終將面臨慘痛的報應”。2015年9月，《赤旗報》的一篇社論批評說，“新三支箭”不過是想利用經濟掩蓋強權政治，認為政府“承諾得天花亂墜，但實際上兌現不了”。
《朝日新聞》前不久刊登題為《“安倍經濟學”問世十年，日本仍未擺脫低速增長》的文章認為，“過去10年，雖然一些企業業績亮眼，但員工工資增長乏力，生產效率沒有提升，非正式員工的比例也越來越高”，企業遏制人工成本的結果就是出現所謂“寒酸日本”的現象。文章還提到，日本過去10年的實際GDP年均增幅僅為0.6%，現在岸田執政也沒有讓日本走出低速增長期。
客觀地說，日本輿論也有對過去10年經濟政策相對積極的評價。《日本經濟新聞》去年7月發表評論文章稱：“政府大膽的貨幣寬松政策和參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刺激了商業活動。盡管在可持續增長和徹底擺脫通貨緊縮方面仍存在挑戰，但‘安倍經濟學’的一系列舉措標志著日本經濟的轉折點。”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永濱利廣則認為，大膽的貨幣寬松政策發揮了最大的經濟效果，讓股票價格上漲了兩倍，貿易出口和資本投資也隨著日元貶值和股票價格的上漲而增多。但當家庭消費支出、金融投資和就業崗位相繼增加的時候，日本政府2014年4月和2019年10月兩度倉促提高消費稅，又令剛提振的經濟出現萎靡。永濱利廣同時認為，“安倍經濟學”沒有解決電費過高、勞動法規過嚴等老問題。也有支持安倍的前內閣成員表示，在其再度出任首相前，日本已經歷嚴重衰退的“失去的二十年”，而過去10年，日本政府為結束衰退“大膽努力，應受到贊揚”。
英國廣播公司（BBC）去年7月曾評論說，現在的日本經濟與10年前相比已變得“更為強大，以至于足以抵御新冠疫情等因素帶來的經濟沖擊”。但過去形成的負面影響仍然揮之不去，導致日本經濟無法恢復戰后繁榮時期的高速增長。
日本年輕人“活得累”，老年人“死不起”
日元大幅貶值增加了進口商品的價值，降低了消費者的購買力，也進一步加劇了日本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近40%的消費支出涉及進口商品，包括能源、食品、服裝和鞋類等，即使扣除消費稅上漲的因素，這些商品的價格自2012年以來也已上漲了16%。如果沒有以下數據，許多人可能無法把日本與“寒酸”聯系到一起：日本的貧困率在16%左右，約有一半的單親母親家庭和20%的60歲及以上老人處于貧困狀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的一項購買力平價GDP排名顯示，2021年美國排在第9位，德國排在第20位，而日本的排名較低，在第36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布的全球平均工資數據顯示，2021年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為433萬日元（100日元目前約合5元人民幣），在OECD成員國中排名第22；在過去20年，日本平均年收入只增長了不到1%，而韓國增長了40%以上。
日本變“寒酸”的最直觀證據是人均GDP名次的變化。戰后日本的經濟實力一度緊逼美國，長期被視為亞洲最發達的國家，2012年，日本的人均GDP還是韓國的1.9倍。但最近兩年日韓兩國人均GDP已基本持平，甚至有預測稱，2023年韓國人均GDP將超過日本，這對于日本人來說，將是一次巨大的心理沖擊。
有關注旅游業的日本學者在談到外國游客回歸的現象時也憂心忡忡。曾在東京大學等名校擔任教授的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2022年12月25日在《東洋經濟》周刊發文疾呼，“外國游客的暴增，是日本變窮的結果”。他的觀點是，現在來日本旅游的外國游客，大多是因為日本旅游、購物便宜才來的。就像歐元問世之前的歐洲一樣，富裕的德國人一到假期就喜歡去物價更便宜的希臘度假。野口悠紀雄認為，“日本已變成‘亞洲的希臘’”。
導致“寒酸日本”的主要原因一是日元貶值，二是長期的經濟低速增長。隨之而來的是人才遠離日本，加劇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盡管從GDP總量來說日本仍是世界第三，但日元大幅貶值讓外國人在日本的收入縮水，導致他們選擇離開，轉而去收入更高的國家。
如今，不僅對于外國人來說日本作為“淘金地”的魅力大幅下降，甚至一些日本人也開始到外國打工掙錢。28歲的岡田啟二原本在大阪一家酒店工作，2020年，受疫情影響失業后，他選擇到美國勤工儉學。讓他感到意外的是，在紐約一家日本餐廳打工的收入竟然是在日本工作的3倍。他在大阪的酒店工作時幾乎存不下錢，但在紐約除去學費和房租，一年下來還能存下200多萬日元。岡田說：“如果簽證還能延長的話，想繼續留在美國工作，日本的工資實在太低了。”他甚至后悔當初應當學廚師，不然可以到國外的壽司店工作，年收入可以輕松超過1000萬日元。
日本法政大學教授水野和夫認為，過去10年的相關政策加劇了貧富差距。《朝日新聞》日前講述了每天工作到晚上11時才能回家的“最低收入”勞動者川邊隆的生活狀況。在一家印刷廠工作的川邊隆說：“我曾是‘安倍經濟學’的支持者和期待者。沒有想到，去年11月家里的電費是2.4萬日元，比2021年11月增長了6000日元。現在，為了節約，我們就只好從‘百元店’里買方便面吃了。”在日本，有越來越多川邊隆這樣的家庭感受到生活的酸楚。
“寒酸日本”不僅讓日本年輕人“活得累”，甚至也讓老年人“死不起”。日本經濟產業省《特定服務業現狀統計調查》顯示，殯葬行業的營業額在5年時間里縮減1000億日元，主要原因是很多家庭不再為老年人舉辦葬禮，而是選擇死后直接埋葬或火化。據《環球時報》記者觀察，這些年來，那些開在地方城市、為附近居民服務的小型家族式殯葬服務公司，因為經營困難而關門大吉的比比皆是。
依附美國成為“貧困日本”的加速器
日本《產經新聞》編輯委員會論說委員田村秀男，被認為是安倍內閣經濟政策的頭號批評家。他去年年底在反思過去10年經濟政策的失敗時表示，新冠疫情暴發，從某種程度上掩蓋了日本政府增稅帶來的惡劣影響。事實上，2020年以后的日本經濟低迷根本上還是離不開增稅，是“增稅加上新冠的復合型低迷”。
田村認為，日本經濟政策失敗的最突出表現，就是民眾生活水平的下降。對日本全職工作者來說，2012年至2019年，實際小時工資下降了近5%。在此期間，82%的就業增長是在低薪、兼職崗位上。截至2020年，全職工作者平均小時工資為2500日元，而臨時工和兼職人員工資分別為1660日元和1050日元。安倍自2000年以來一直延續著減少政府對老年人社會保障支出的趨勢。在他的任期內，每位老年人的養老金進一步下降了9%。政府還繼續執行將國民收入從國民分配給公司的政策，將公司的最高企業稅率從38%降至30%，同時將消費稅率翻倍至10%。這無異于把國民的收入拿去補貼企業。
日本輿論認為，面對提振日本經濟的壓力，岸田文雄政府提出的所謂“新資本主義”，其實還是換湯不換藥的“安倍經濟學”。就任日本首相后不久，岸田文雄2021年12月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表示：“我希望提高更多人的收入，誘導消費，在經濟中創造一個良性循環。這些都是‘新資本主義’與過去政策的不同之處。”2022年5月5日，岸田又在英國金融城發表演講時談及“新資本主義”，并呼吁“繼續全面推進大膽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和刺激民間投資的增長戰略”，表明了借用“安倍經濟學”的框架、維持同樣政策的想法。對此，《每日新聞》發表評論文章稱，岸田首相的“新資本主義”就是重新回到“安倍經濟學”，言簡意賅地說明了問題的實質。
2月中旬，日本政府提名原央行審議委員、經濟學家植田和男為新任日本央行行長，接替將于4月8日任期結束的現任行長黑田東彥。日本“東短研究”首席經濟學家加藤出認為，植田不會立刻采取極端對策，而是會一邊觀察經濟形勢一邊進行調整。但也有分析認為，央行行長更替不是一般的人事調整，傳遞出有關“安倍經濟學”可能已到了該收尾和告別階段的信息。
一些日本有識之士認為，短期來看，岸田政府很難改變“寒酸日本”的現狀，但重要的是應適時停止對華“應激狀態”。日本中央大學名譽教授姬田光一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表示，“岸田文雄政府把本來應該用于發展經濟的錢都用來提高軍費了，把自己的鄰國——中國當成‘最大的威脅和挑戰’，這樣做怎么能促進日中經濟互利合作和日本經濟的發展呢？日媒說日本‘經濟上靠中國、國防上靠美國’，但經濟和國防是不能‘脫鉤’的啊！軍事上把中國當對手，經濟上也就不可能成朋友。如果日中經濟無法擴大發展，日本經濟就會出現問題。”日本眾議院議員末松義規今年1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說：“在漫長的新冠疫情期間，日本有段時間賣不出新房，因為新建房屋沒有裝上馬桶。而這些馬桶需要從中國進口。疫情耽誤了進口，也就耽誤了新房出售。”
過去，日本絕大多數人口處于中產階層，因此有“一億總中流社會”的說法，而日本著名經濟記者須田慎一郎在新出版的《一億總下流社會》一書中寫道：“非常遺憾，日本正在變成一個‘貧窮的國家’。造成這種貧困化的原因，既不是新冠病毒的傳染，也不是俄烏軍事沖突，更不是因為中國的GDP超過了日本，而是因為日本對美國采取的從屬政策。這是導致‘貧困日本’的加速器。”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曾代表著未來，但它卻陷于過去。”BBC網站的文章日前發出這樣的感慨，并強調說，“日本要想再次繁榮，就必須擁抱變革”。（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蔣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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