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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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贈北大史學系畢業生的第二首詩中，陳寅恪特別希望學生們“讀書不肯為人忙”。周一良先生不止一次指出，這是陳先生“一生治學的宗旨”。陳先生不僅自己讀書治學是“根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則，更希望學生“讀書一定要獨立，獨立思考，并有獨立之思想，不為別人希望的某種實用主義左右而讀書”。

我們要知道，讀書為己而不為人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還在孔子的時代，已經出現“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的傾向，后者尤其影響久遠。1936年就有人說，“中國是個三千年來的帝國”，由于“歷史負荷太久……沿例照樣，成為國民共通的德性”。“社會既不獎勵思索，個人就不慣獨自思索”。

不幸這樣的傳統特色又為20世紀新來的“現代”所強化。梁啟超在1921年已洞燭其弊，他曾批評近世學校教育已“成為物的教育，失卻人的教育”。這種教育就算辦到最好，也不免“以社會吞滅個性”，使學生“陷于機械的而消失自動力”。他提出的改革設想，即在大學創設“自由講座”制度，“使學校、教師、學生三者之間，皆為人的關系而非物的關系”。老師對學生，要“察其性之所近，因勢而利導”，使學生“自發的研究”可以日進，而“天才瑰特之士，不至為課程所局，可以奔軼絕塵”，以盡其才。

梁啟超在希望中國人“于思想當為徹底解放”的同時，又特別致意學生諸君，要“將自己發展到圓滿”，即不僅培植能力，更要“設法養成高尚人格”。他心目中的“自由講座”制度，就格外注重學生的自動力，鼓勵學生“自發的研究”。而其所針對的學校教育，顯然對此形成了束縛。

突破各種束縛而獲得個體人的“解放”，是很多近代中國讀書人持續的追求。陳寅恪所提倡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就是這一長久趨勢的精彩表述。從學習視角看，既然是“獨立的精神”，就不可人云亦云；是“自由的思想”，就不能有任何束縛；而“批評的態度”則是確保獨立和自由的必要“手段”。三者關聯互動，相輔相成，而其核心則是“我”的存在和凸顯。

陳寅恪曾明言自己“論學論治，迥異時流”；更自謂其“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一位曾長期留學的現代學術體制中人，卻特意說明自己的思想、議論都還滯留在19世紀的前清后期，話雖婉轉，實表達出強烈的“獨立精神”，也是他“自由思想”的清晰申明。

在陳寅恪看來，思想自由是學術優秀、文章上乘的基礎，而且這自由是外在和內在兼具的。他認為庾信和汪藻的駢文為歷代之最，其外因在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而內因則在庾、汪兩人“思想之自由靈活”，故能把“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貫通于一篇之中而無所阻滯。

如果說“獨立精神”是首要的基本立場，“自由思想”兼具立場與方法，“批評態度”則更多體現在方法之上。對于史學專業的學生，陳先生希望能在意識層面養成一種批評的習慣，以“看原書”為基礎，“從原書中的具體史實，經過認真細致、實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結論”。即使在求學階段，學生也不能不經自己斟酌思考便接受他人在課堂上或課外灌輸的所謂“知識”。

如梁啟超所說，“做學問的大忌”是剿說與盲從。前者即“自己并無心得，隨便以古人所說，改頭換面”；后者則是“絕對不用自己的腦精思想，一味聽人指使”。治學須有獨立的自我，然后可以批評。就像老吏斷獄一樣，“無論中外古今何種學說，總拿他做供詞證詞，助我的判斷；不能把判斷權徑讓給他，這便是徹底解放的第一義”。

另一方面，章學誠說過，“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建設的“批評態度”，也包括對“我其我”的一種約束。陳先生在這方面有很好的示范，如他主張以“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借“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期對“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有“真了解”。蓋“毋我”然后可以觀他、知他，這便是“批評態度”之一例，特別能體現“批評”的建設一面。

不過，對“我其我”的約束或更多是“戰術”層面的，通過認真細致的研讀而把判斷權掌握在自己手里，則是“戰略”層面的。外在的學術獨立和內在的學人獨立相結合，實現客觀與主觀的互補，免除“心為形役”，讓“我”回歸，庶幾可以養成讀書“為己”而不必“為人”的“獨立精神”。前引胡適說過，“獨立自由的精神”能“解放思想的束縛”，是為“學問革新的動機”。也只有這樣，才能獲致今人特別提倡的創新。如傅斯年所說，“最自由的個性思想，能辟人不能辟的路，所以無意之中時常得著人不能得的效果”，可以“從崎嶇閉塞危險的路里探出真理來”。（作者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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