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他的新作《陌生人》

(資料圖)

剛剛殺青。

2023年5月8日，著名藏族導演萬瑪才旦去世，享年53歲。3月底，由其編劇、導演，黃軒主演的新作《陌生人》宣布殺青。4月，他剛剛結束北京國際電影節的評審工作。

3年前的深秋，記者在北京見到萬瑪才旦。他在這里逗留幾天，就要去拉薩。他監制了一個紀錄片，拍攝一位朝圣者，從玉樹囊謙阿育王塔出發，一路磕長頭去拉薩朝圣。他要等在大昭寺前，見證這場長途跋涉的完成。

·萬瑪才旦的作品。

萬瑪才旦的家鄉在青海貴德，屬于安多藏區，到拉薩2000多公里。沒火車、汽車的時代，人們就走著去、騎馬去、磕長頭去那座“圣城”。

和當地許多人一樣，他從小在藏傳佛教的熏陶中長大。第一次去拉薩是大學時。那是一趟“尋根”之旅，一個多月，他去了很多地方。歷史書上常提起山南的澤當鎮，說那里是藏族的發祥地，他去看了歷代的藏王墓，回來后寫了一篇藏文小說《去澤當》。

北京東三環的咖啡店里，萬瑪才旦和《環球人物》記者講起前7位藏王，如何順著天梯下來，完成人間事業后又順著天梯回去。聲音很輕，有時淹沒在周圍杯盤碰撞的嘈雜中。中途接電話，用藏語交談，每個字符的音量，一下放大了數倍。

20余年來，他始終在兩種語言中游走，寫小說，拍電影，聚焦真實的藏區日常。在最新小說集《氣球》的扉頁，萬瑪才旦用藏文簽上了名字，意思是“有頑強生命力的蓮花”。在他寫的那些故事里，人物的名字都寄寓深意，比如塔洛，是“逃離者”，金巴則是“施舍”，文本字里行間的密碼，埋藏其間。

書中收錄的10個故事，跨越了萬瑪才旦的小說生涯。最早的一篇《誘惑》，寫于1995年，充滿絢麗詭譎的魔幻色彩；最新的一篇《氣球》，寫在2017年，落入藏區日常的一個隱秘角落。

信仰與現實

十幾年前，萬瑪才旦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時，在中關村的街上，看到一只紅氣球在風中飄。

“那個意象一下抓住了我，想起電影史上的一些作品，像艾爾伯特·拉摩里斯的《紅氣球》、侯孝賢的《紅氣球之旅》，也聯想到一些發生在藏地的事情，心里有了故事的雛形。”萬瑪才旦說。

2017年，他寫下小說《氣球》，發表在《花城》雜志。那一年，西藏成為影視圈的“熱詞”，張楊導演的《岡仁波齊》將11位藏人的朝圣之路投射在銀幕上，憑借對現代都市人靈魂的想象性救贖，斬獲1億票房。

《氣球》顯得更為寫實。空中飄揚的紅氣球，在萬瑪才旦筆下，轉換為藏區孩子玩耍時用避孕套吹起的白氣球。故事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妻子卓嘎意外懷孕，想要打掉孩子；丈夫達杰卻堅信孩子是去世父親靈魂輪回的轉世。“當輪回轉世的信仰和生育政策的現實造成了難以抉擇、調和的矛盾，人們該何去何從？”

2019年10月，由《氣球》改編的同名電影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此后，導演萬瑪才旦帶著團隊，輾轉于多倫多、釜山、東京、上海、平遙、海南島，在各大權威電影節上獲得多項提名與獎項。影評人木衛二說：“這可能是用情最多的一部萬瑪才旦作品。”

《氣球》里輪回轉世的信念，曾是藏人精神世界的根基。萬瑪才旦的爺爺就相信孫子是自己舅舅——一個有大量經書的僧人的轉世，對他特別偏愛，給他買來一箱子連環畫，還有一個收音機，40塊錢，在當時是筆巨款。

幫家里放羊，是那個年代藏區小孩的必修課，也是萬瑪才旦關于孤獨的最早體驗。山上空無一人，收音機里播放的《夜幕下的哈爾濱》，制造出另一個時空，那是來自“外面世界”的聲音。

他的村莊在黃河上游。那時候，水利部門修水電站，勘探隊來到這里，每逢周末放電影，除了國產片，還放一些外國片，比如卓別林的《摩登時代》，還有《老槍》《佐羅》《狐貍的故事》等。

遠方到來的人們，也打開另一個世俗的現代空間。

初中畢業后，萬瑪才旦到州上的師范念中專。他有一張那時的照片，穿著一身新西服，是用一種叫巴拿馬的布料去裁縫店專門定做的。他后來拍過一部漢語電影《喇叭褲飄蕩在1983》，在那時的藏區，他也是這樣的時髦青年，“穿喇叭褲，聽流行音樂”，“買不起磁帶，就買一些空白帶，去賣盒帶的小店里復制，一盤一塊錢”。

1987年，萬瑪才旦畢業，回老家當了一名小學老師。學校只有兩三個老師，語文、數學、歷史、地理、政治都得教，作業堆得像小山。白天學生吵吵嚷嚷，很熱鬧，晚上一個人批完作業閑下來，就靠看書、寫作排遣孤獨。

第一篇小說《人與狗》就在這時寫下：山上有一只狗，三戶牧羊人家。這天晚上，一家娶親，一家有人生病，一家有孩子降生。狼來了，狗拼死看護羊群，叫得凄慘古怪，人們覺得不祥，掄起木棍，打死了狗。

“雖然是處女作，但寫得很絕望。很多基調在那時就定下了。”萬瑪才旦說，“有人寫評論，說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也許吧。”

兩個世界交融抵觸

當了4年小學老師后，萬瑪才旦決定考大學，寫下自愿放棄公職的保證書后，去了蘭州的西北民族大學，學藏語言文學。

在大學，他要學很多課程，兩種知識體系，常讓他有一種撕裂感。“一邊是‘科學’和‘唯物主義’，一邊又上唯心主義的古老學科。對現實生活的荒誕感受，可能就出現在這樣一些情境里。所以挺有意思的。”萬瑪才旦重復了一遍，“這世界挺有意思。”

兩個世界的交融抵觸，就在他身邊發生。“突然有一天，一個官員或一個派出所長被活佛尋訪小組的人找上門，要求跟他們走。有人會放下一切，決然地走了；有人不愿改變現有的生活，選擇留在世俗人間。”

萬瑪才旦寫過一篇小說《烏金的牙齒》。烏金是“我”的小學同學，18歲那年成了一位轉世活佛，接受眾人頂禮膜拜。上學時，烏金的數學從沒及過格，在寺院里，高深的天文歷法卻學得很好。過去歇斯底里的數學老師，也來求他加持。

講這些故事時，萬瑪才旦總會淺淡地笑笑，即便談論的是荒誕與撕裂。他的朋友、導演松太加曾說，萬瑪談自己的小說，“總是一副拈花微笑的表情，不可揣測”。

上世紀90年代，他們相識于當地文聯的筆會，都喜歡先鋒性、實驗性的作品。那時，內地文壇的“先鋒派”已開始撤退，反倒是一批藏地作家，依然寫著前衛的文本。“這和文化信仰有關，幻想、傳奇、魔幻、荒誕的東西，本來就是刻在藏族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小時候，民間故事是他最直接的文學啟蒙。西藏有一部經典的民間故事集《說不完的故事》，萬瑪才旦從小就讀，后來把它翻譯成漢語。有人說這是西藏的《一千零一夜》，主人公背著如意寶尸，一路聽它講故事，不能說話，可到最后，總是忍不住誘惑，一但開口，尸體就會飛回山洞。于是一切重新開始：尸體一次次逃走，又一次次被捉回，串聯起一個個故事，循環往復。

他借用這個結構寫了一個當代的“尸語故事”，起名《尸說新語：槍》。“原來的故事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而我的故事發生在‘遙遠的將來’，像一個科幻片。”

現代理性的滲入，讓他對藏區人事的感受，已無法純粹如初，只有在小說中，才能重構那個亦真亦幻的世界。“這個世界對我而言很重要，較之過于理性與堅硬的現實，它呈現出某種混沌、松軟與詩意。”

他在小說中塑造了各種有趣的人物。有酒鬼、有孤兒，有與9個男人戀愛的女人，有死后仍在靜靜刻著嘛呢石的老人，有背誦《為人民服務》的牧羊人，有為一只死羊超度的卡車司機??

其中的一些人，后來出現在了他的電影中。

巨變中的藏區

大學畢業后，萬瑪才旦在州上的勞動人事局做公務員，消磨了四五年后再次辭職，回到原來的學校讀碩士。小時候對電影的喜愛一直沒斷，臨畢業前，他得到一個基金會的資助，申請去了北京電影學院，在文學系學編導。

那是2002年，萬瑪才旦33歲。松太加隨他而來，進了攝影進修班。他還想培養一個錄音師，叫來曾是地下搖滾樂手的學弟德格才讓，去念錄音系。

三人在北電背后的黃亭子小區租了一間房。那是一段惡補電影史的日子。電影學院附近是盜版碟的天堂，“賣碟的直接拿到教室，一個個專業知識都很豐富”。萬瑪才旦從盜版碟中補上了法國新浪潮、好萊塢黑色經典、伊朗電影，記下密密麻麻的筆記。

2005年，萬瑪才旦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靜靜的嘛呢石》。在新中國電影史上，這是第一次，一個藏族導演將藏區真實的當下生活鋪展于銀幕之上。

這一年，《靜靜的嘛呢石》擊敗顧長衛的《孔雀》，獲得金雞獎最佳處女作獎。看到新聞時，很多藏人非常高興，有人甚至把電視機都砸了。

在獲獎后的采訪中，萬瑪才旦說：“經常有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講述我的故鄉，賦予西藏神秘、蠻荒、與世隔絕或者世外桃源的特質。這些人常常標榜自己展示的是真實的，但這種真實使人們更加看不清我故鄉的面貌。我不喜歡這樣的‘真實’，我渴望用自己的方式來講述發生在故鄉的故事，故鄉人真實的生存狀況。”

電影拍攝于青海黃南州，角色都是本色出演，小喇嘛是真實的小喇嘛，小活佛也是真實的小活佛。小喇嘛演著演著總忍不住地笑，錄音師問他，他也答不上來，就是莫名其妙地快樂。

生活的質感由此被帶入電影中。小喇嘛過年回家3天，著迷于家中新添置的電視機和DVD，也為村里放映的香港槍戰片感到震驚。弟弟用漢語念課文，說“學好了可以去大城市”；妹妹向他推薦外來的“娃哈哈”和“唐僧肉”；哥哥和女朋友穿著牛仔褲排演藏戲；而和哥哥同齡的年輕人，在打谷場里跳著迪斯科??

在這里，新與舊，外來與本地，摩登與傳統，始終平靜相處。小喇嘛將電視機和《西游記》光碟帶回寺廟，與師父和同伴看得津津有味，就連小活佛，也難以抵擋“唐僧喇嘛”的魅力。

很快，《靜靜的嘛呢石》里平和安寧的世界漸行漸遠。在2007年的《尋找智美更登》里，村里人都說“戲一直在演”，可找到藏戲班子，才發現演員已離開村子、娶妻生子，服裝與道具蒙上厚厚的灰塵，恍若隔世。

到了2010年的《老狗》，變化更加慘烈，已無可挽回。城里人養藏獒成風，兒子將家里養了13年的老狗賣掉，又被堅持“狗是牧人的好朋友”的父親帶回。最后，面對收購者3萬塊的開價，老人絕望了，在鐵柵欄的柱子上結束了老狗的生命。

而那個快樂的小喇嘛，萬瑪才旦跟拍了他的紀錄片。他早已還俗，娶妻生子，有兩個小孩，成了一個普通牧民。

這是巨變中的中國在藏地的投射。萬瑪才旦的創作，被認為開啟了“藏地新浪潮”，團隊中的松太加、德格才讓，此后相繼成為導演，進入大眾視野。藏語、高原、游牧、活佛，他們的作品有鮮明的地域符號，同時試圖回應藏區在現代轉型中的迷惘與危機。

欲離何曾離，云空未必空

在2015年的《塔洛》里，萬瑪才旦講述了一個牧羊人塔洛為了辦身份證進城拍照，卻迷失自我身份的故事。

這是他的第五部藏語長片，獲得臺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等13項國內外大獎。頒獎詞說：“《塔洛》聚焦藏人生活景況，以黑白影像粗糲質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蒼涼，更縮影這一代藏族青年的內心迷惘。在心靈的高原上壯游，以為走得那么遠，其實仍躊躇傳統原生文化與現代文明間，欲離何曾離，云空未必空。”

這也是他第一部在全國公映的電影，卻逢各種大片夾擊，《塔洛》才亮相便被淹沒，上映首日排片前十名里，完全見不到蹤影。

萬瑪才旦看得淡然。這些年來，他在創作上沒什么野心。有一個想法，很快就動手，“寫短篇就兩三天，甚至一天、一個晚上”。至于能不能發表，能不能拍成電影，“順其自然就好”。

他是個輕聲細語的人，合作過的演員很少見他發脾氣。《塔洛》殺青時，劇組放生了影片里的小羊羔。藏人信仰萬物有靈，夏天公路上很多蚯蚓跑出來，藏人會拿著盆在路上撿蚯蚓，埋到潮濕的地方，讓它們活命。上大學時，萬瑪才旦的同學騎摩托軋死了一只狗，就去大昭寺點酥油燈。

他也寫過一個“撞死了一只羊”的卡車司機。2018年，他將其與藏族作家次仁羅布的小說《殺手》合并，改編成電影《撞死了一只羊》。一個常年在高原上運貨的司機金巴，一個追兇20年的殺手金巴，兩個藏族男人在荒無人煙的路上相遇。

電影有著堪稱豪華的班底——王家衛監制、呂松野掌鏡、林強配樂、張叔平剪輯，卻沒能遮蓋萬瑪才旦鮮明的個人色彩。電影的結尾，司機金巴在夢中，替殺手金巴完成了復仇。這一場“夢中殺人”，體現的是佛教教義的施舍和慈悲，結束的是血腥、暴力的因果輪回。

拍攝地點在可可西里的無人區，海拔5500米，久居北京的萬瑪才旦產生了高原反應，一度需要吸氧來工作。

藏族詩人華多太是他的同學，有一次來北京住了十來天，寫下了一首詩《北京，北京》：北京的天空/非常小/猶如一頂牛毛帳篷/它毛茸茸的刺兒/扎我身子。這也是萬瑪才旦在北京十來年的感覺。

這幾年，他大多數時間住在西寧。現在的藏區和從前比，變化更加劇烈。“這和‘外面’進入的程度有關，以前可能只有廣播、電視，現在是全方位的，從生活方式到思維方式，人完全變了。”

以前念經，得自己念或請僧人念；現在錄音機、唱經機一讀、一放、一唱就完了。以前點酥油燈，必須用真酥油；現在電燈泡一安、開關一開，燈就亮了。以前辦婚慶壽宴要準備很長時間，煮肉就得兩三天，還要擺好器具，很莊重；現在大家都圖簡便，叫個車，到縣城定個餐廳，買單就完事了??

“外面”的人總希望藏區沒有變化，保留它的純潔原始。萬瑪才旦不止一次地提出這種看法的“不人道”，“一邊享受現代文化帶來的優越的生活，一邊卻希望另一群人停留在原來的生活方式上”。但置身其間，也愈發感受到內在的分裂與撕扯。“欲求和攀比，已經從衣服、房子蔓延到宗教，這家蓋佛堂，那家就蓋一個更輝煌的。做法事也是，看誰更隆重。一面是信仰，一面是世俗、現實和利益，夾在其中很荒誕。”

萬瑪才旦又一次微笑著談起這些“荒誕”的體驗。他的朋友、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曾說：“他總是微笑，但不意味著他沒有想法。”

兒子高二那年，萬瑪才旦讓他休學一年，到青海的寺院學了一年藏文。一年后，兒子不想回來，想再待一年，“但那樣會影響高考，競爭那么激烈，要上大學，所以還得回到現代的教育機器里”。兒子現在學電影，五年級看《靜靜的嘛呢石》時覺得“很無聊”，如今對父親的電影已能講出一套理解。

帶著電影《氣球》走遍各大電影節后，萬瑪才旦回到青海住了大半年，往返于西寧和貴德。家鄉，用他的話說，也“只有山坡頂上沒有變”。但人、事、物變了，土地還在。

《氣球》之后，萬瑪才旦又寫了幾篇小說，數量不多，但始終沒有停下來。他曾說，真正的智者是不需要表達的，釋迦牟尼沒寫過書，蘇格拉底也沒寫過書。所以，寫作只是一個凡人的欲望。

總監制： 呂 鴻

監 制：張建魁

主 編：許陳靜

編 審：凌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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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Rex_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