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守冰，也就是李冰，因修建都江堰，家喻戶曉。但李冰并非第一任蜀守，在他之前，秦國早已派遣大員建設(shè)和管理巴蜀之地，使其成為征戰(zhàn)六國的“大后方”。蜀守李冰有哪些前任，他們又在歷史上留下了怎樣的印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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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最初，秦國在巴蜀之地采用“蜀侯+蜀守”統(tǒng)治模式。《華陽國志》記載：“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為蜀侯，以陳壯為相。置巴郡。以張若為蜀國守。”從史料可以看出，第一任蜀守張若，實際上是“蜀國守”。然而三任蜀侯皆因叛亂而死，秦國在第三次平定叛亂后，不再封蜀侯，改為實行郡縣制，設(shè)郡守加強中央統(tǒng)治。李冰擔任蜀守，實際上是“蜀郡守”。

作為第一任蜀守，從公元前314年就任到公元前277年調(diào)任黔中守，張若任期近40年。期間，他修筑了郡治所成都和周邊的城池，將關(guān)中居民萬余戶遷徙到蜀中安家，蜀地與中原文化快速融合，經(jīng)濟也有了飛速的發(fā)展。尤其是，在2000多年前，張若仿咸陽建制修筑了成都城，這種城市格局延續(xù)至今。此外，張若還設(shè)立了專管絲織的機構(gòu)錦官，后來“錦官城”之名就是由此而來。

公元前314年，張若成為第一代蜀守，直到公元前250年，李冰才被秦孝文王任命為蜀守。如此長的時間跨度中，蜀守顯然不止這兩人，只是史料上未有記載。一個偶然的機會，考古工作者揭開了歷史迷霧的冰山一角。

2017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咸（陽）新區(qū)秦漢新城坡劉村秦咸陽城遺址中發(fā)掘兩座戰(zhàn)國晚期秦貴族墓葬，出土文物包括一件銅鑒。該銅鑒腹部有16字銘文，內(nèi)容為“十九年蜀守斯離造、工師某臣求乘、工耐”。這種銘文格式是秦昭襄王時代常見的三級職名聯(lián)署，便于出現(xiàn)質(zhì)量問題時層層追責。

文字雖短，但內(nèi)涵信息卻相當豐富，可以佐證以下幾方面歷史事件：第一，秦昭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蜀守斯離督造了這件銅鑒；第二，斯離擔任蜀守的具體時間還無法考證，但當時正處于蜀侯蜀守并治時代，因此他準確來說應(yīng)該為“蜀國守”；第三，張若擔任蜀守40年不是連貫的，中間至少間隔了一個斯離。在斯離離任后，張若再度擔任蜀守直到秦昭襄王三十年，期間秦昭襄王取消了蜀侯制度，因此張若之后再擔任蜀守，身份應(yīng)當為“蜀郡守”。

據(jù)司馬遷《史記》載：“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在督造銅鑒后的第四年，斯離以“尉”的身份參與了伐齊的軍事行動。因此他擔任蜀守的時間應(yīng)當不會太長。結(jié)合張若鎮(zhèn)守蜀地，頻繁參與軍事行動的史料記載，不由讓我們產(chǎn)生一個猜想，斯離是否是因張若出征，而短暫代理蜀守一職呢？

對于斯離究竟是“姓+名”還是單純的“名”，史學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說斯離為單純的“名”。主要依據(jù)是，《史記》將張若稱為“蜀守若”，將李冰稱為“蜀守冰”，與青川秦王政九年銅戈刻銘之“蜀守金”（或釋“金”為“宣”）、涪陵秦始皇廿六年銅戈刻銘之“蜀守武”一樣，均是在沿用戰(zhàn)國秦制官稱。以此類推，“蜀守斯離”也該如此，正如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所注：“尉，都尉。斯離，名也。”

而另一說認為，斯離為當?shù)厣贁?shù)民族。據(jù)《資治通鑒》胡三省注記載，斯姓為蜀之西南少數(shù)民族姓。斯離任蜀國守，體現(xiàn)了當時秦國的政策，即保持少數(shù)民族原有的社會組織形式和統(tǒng)治機構(gòu)，承認其酋長、首領(lǐng)在本民族和本地區(qū)中的政治地位和統(tǒng)治權(quán)力，并封授一定的官職，由酋長、首領(lǐng)自己管理本民族內(nèi)部事務(wù)。

或許因為斯離任蜀守時間太短，名氣太小，而張若先后兩次任蜀守，且與之有所交叉，所以《史記》《華陽國志》都沒有寫明“蜀守斯離”（當然也沒記載更不知名的“蜀守金”“蜀守武”）。

秦孝文王是秦始皇的祖父，他在位僅三天就離世。因此有學者懷疑《華陽國志》所言“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有誤，“李冰在蜀大修水利，顯然需若干年。因此當是昭襄王后期李冰即任蜀守。”對此筆者認為，秦孝文王即位時間雖短，但任命李冰并非不可能。而在秦孝文王之后，李冰同樣可以留任蜀守之職，主持修建都江堰。（吳亦錚 林趕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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