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手卷》（局部）王鐸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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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鐸雕像

《臨王獻之愿馀帖臨王獻之愿馀帖》軸軸王鐸王鐸

王鐸的書法創(chuàng)作，不光體現(xiàn)出藝術審美，更多的是藝術冒險，很多時候體現(xiàn)出“極限運動”的特質，而這些僅僅是表面現(xiàn)象。王鐸書法的真正內涵是一口深井，他的悲劇人生，才是活水之源。

同樣因為他的悲劇人生（仕清之后實為自我放棄），王鐸刻意地，同時也是創(chuàng)造性地將字寫大，以頂天立地的鴻篇巨制，變傳統(tǒng)書法欣賞“案上觀”為“壁上觀”，拓展了書法的審美場域和格局，從現(xiàn)實意義上讓書法藝術“站”了起來。

氣象壯闊 巨幀長軸創(chuàng)作執(zhí)牛耳者

明代以前，除了廟宇殿堂等處的楹聯(lián)以外，巨幅書法作品比較少見，傳世經典作品的尺幅多為幾十厘米大小。自明代中后期起，隨著高大建筑物的增多，以藝術增美生活的審美思潮興起，巨幀長軸的書法作品開始涌現(xiàn)，書法作品動輒幾米長，當時的名家董其昌、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等都參與其中，一時之間鴻篇巨制佳作迭出，奪目驚心。審美方式也由以把玩、凝視為特征的“案上觀”，變成了以眺望、仰視為特征的“壁上觀”。

王鐸是巨幀長軸創(chuàng)作的執(zhí)牛耳者。他的很多作品都有一丈多高，最高的《五言古詩軸》，縱高竟然達到驚人的4.22米！如此頂天立地的書法藝術，自然具有讓人血脈僨張的視覺震撼力。筆者曾在書店購買過王鐸巨幅長卷的高清影印帖，尺幅之高，層高3米的陋室不能懸掛，只能讓它委屈地躺在地上，供筆者瞻仰。即便它躺在地上，其字字威武、橫掃三軍的霸道神氣還是讓人屏聲息氣，不敢動彈。讀王鐸的字是需要勇氣的，而讀王鐸的巨幅長卷，則需要穿上救生衣，坐上救生艇——那是在驚濤駭浪中的行進和搏擊，那是人力與自然力的相互叩擊和呼應，那是神示的詩篇和魔性的心跡之間的角力——神仙打架，作為觀眾，我們很容易受傷。

王鐸的氣宇襟抱和他的擘畫神功，顯示出“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壯闊氣象。可以說，王鐸不是把字寫大了，而是把“人”寫大了；不是把個人寫大了，而是把自我意識寫大了——人生如蚍蜉，事事不如意，想做名臣，卻做成了貳臣；想做武將，卻做了跪迎降將；想流芳百世，偏偏遺臭萬年。錯錯錯，生之卑微以字放大！莫莫莫，臣之忠良以筆扛鼎！

王鐸寫的不是字，是生不逢時的肝腸寸斷，是人鬼附體的魂飛魄散，是遺臭萬年的名垂宇宙，是失敗人生的倔強戰(zhàn)書。

如果說顏真卿的“名垂宇宙”是其忠義肝膽的自然成全，那么王鐸的“名垂宇宙”則是其在忠義盡喪之后的絕地突圍，他有意識地將其書法和詩文作品編輯成冊，勒石刻拓，體現(xiàn)出相當強烈的審美自信和文化自覺，為其作品的傳播和流傳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工作。

重視臨帖 喜歡將書法作品勒石刻帖

王鐸留存于世間的詩文集很多，為后人研究和學習提供了很好的條件。這固然是因為年歲不久，諸多文本文獻還沒有在歲月流逝中遺失和消滅，而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卻是因為王鐸本人生前的自覺集納和“搶救性保存”。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除了“編書”以外，王鐸非常注重勒石刻帖，也就是將自己的書法作品，請人刻在石碑上，供人觀瞻和拓印。比如《擬山園帖》《瑯華館帖》《日涉園帖》《論詩文歌》《二十帖》等，都是由王鐸的兒子或姻親主持刻寫完成的。所刻作品，除了來自于王鐸先前的饋贈，更有王鐸聽聞刻帖之事后的“專項支持”。他去世前曾囑咐兒孫說：“我一生別無所成，唯有書法一道小有所成。待我死后，可尋覓良工，將這些作品一一刻石鑲置于中室四壁，傳留后世。倘子孫后代有衣食不足時，亦可拓賣字帖，以濟溫飽。”

這充分說明，王鐸的刻帖，是一種有意識有組織有計劃的“文化工程”。于他本人而言，他的功名意識從來都是以流芳百世為旨歸的，當然他是想借墨跡舞日月、承天地以不朽，而于中國書法史而言，恰是因為他的審美自信和文化自覺，這些珍貴而有價值的墨寶，能于紙帙法帖之外，與自然界的碑石風云交會，在廣袤的天地間和歷史空間里，生發(fā)出“叮叮當當”的共鳴之聲。

當然，這“叮叮當當”的共鳴之聲，一定包蘊著王鐸質疑經典、重組經典的砥礪之音。王鐸有意識地對經典法帖中的錯謬進行了“勘誤”性臨摹，對歷代經典法帖中的不同字體進行了“組裝展陳”，起到了現(xiàn)代“書法字典”的部分功能，而個性化的“博美性臨摹”，又為自己的作品成為新的經典提供了可能。

王鐸是一個對臨帖極端重視的書家，“書不宗晉，終入野道”，但跟其他單純以學習為要義的臨帖者不一樣，王鐸的臨帖，其實質是一種有意識的復古式創(chuàng)作：現(xiàn)場是古代，寫的是古人的文本，但灌注了王鐸的思想、氣息和學養(yǎng)。比如在臨帖過程中，王鐸經常性地將不同時代書家不同字體的作品進行選擇性“組裝展陳”，并置于一個冊頁之中，在與其臨摹的多個范本比較后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其摹寫出的字體竟然不同于原來的字體。這是臨帖嗎？如果不是臨帖又是什么？博采眾家之美而進行個性化演繹，王鐸總是以意料不到的做法為我們提供審美上的豐富性和吸引力。

不僅如此，在臨摹古人作品時，王鐸還經常基于自己的學養(yǎng)、根據自己的理解，對法帖中的部分地方進行“糾偏”和“勘誤”，比如在臨王羲之的《蘭亭序》時，就將褚遂良摹本和薛紹彭摹本中的“暎”改為“映”、“領”改為“嶺”、“弦”改為“絃”、“由”改為“繇”。對此，王鐸專門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王羲之和王獻之所使用的是俗字，而不是正體。幾乎每一件古人的作品到了他手中，他一定會將他所認為的“訛字”“俗字”全部依照自己的理解進行一次修訂。這確實又體現(xiàn)了一種強大的文化自信，沒有相當高的文字水平是不敢這樣輕舉妄動的，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王鐸希望通過對經典法帖有計劃地臨創(chuàng)和改寫，自身也能躋身經典，傳之久遠。對于一個有著重大自我期許的書家而言，這不是小聰明，而是大智慧。

卓成大家 書、詩、文、畫并舉

自創(chuàng)“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創(chuàng)作法，以“物理定量”使自身始終不離宗法，而卓成大家，這是王鐸基于自我成就給后世留下的公告牌和康莊路。質疑經典、重組經典，源于本來、開創(chuàng)未來，以自身之臨創(chuàng)垂范，匡正后學之“任性創(chuàng)作”，則是王鐸于后世書法的重大學術貢獻。

王鐸曾說：“書學以師古為第一義”，將師法古人放到“第一義”的位置，這是因為有感于當時書家“無法度”而“野道興”，更是痛心于部分書家沒有由來胡涂亂抹，或者本來有一定的書法傳習基礎，但稍有名氣后就背離傳承，“我體”橫行。所以王鐸要反復重提臨帖，“書不師古，便落野俗一路”，“書不宗晉、必入野道”。“不學古法者，無稽之談也”，“予書獨宗羲、獻。即唐宋諸家皆發(fā)源羲、獻，人自不察耳。”

更重要的是，王鐸終生堅持“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以此相間，終生不易”。王鐸成名甚早，請索者眾多，往往一字難求，他的江湖地位之高，可以說是審美風格的確認者和藝術鑒賞的首席專家，他就是用腳趾頭握筆寫出的字，時人也會如獲至寶。但是他并沒有覺得自己就是規(guī)矩制定者，并沒有得意忘形覺得自己天下第一，真正的大師還是古人，所以王鐸主張一定要終身師古。他的杰出貢獻是給“師古”作出定量要求：一天放飛自我，一天重回古人身邊，以保持自身高古之氣。這個法則對晚明當時甚至當今時代都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最后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前面也已經說過了，王鐸書、詩、文、畫并舉，詩賦心聲，字達情意，文注淵源，書寫本我、書寫“我本”，為書法增添歷史價值，為歷史提供個性化美學旁批。王鐸僅留存于世的詩作將近萬首，而相當一部分詩作都附有跋文和題記，這些文獻為我們了解當時的真實歷史提供了依據，這也正是王鐸不同于或者卓絕于其他書家的最大特點。王鐸所有的藝術技藝，書法、詩歌、繪畫、文章等交相輝映、互相滲透，在其特別而悲情的宦海人生中，最終匯聚于書法藝術，形成了“有明以來第一人。”

這是王鐸對中國書法史的最大貢獻。(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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