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語境中可以指出，全憑邏輯理性是不行的。
大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這段時間，被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等學者認為是人類文明史上的“軸心時代”。在此時期，世界若干主要文明——包括中華文明、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實現了理性覺醒。時至今日，軸心時代的這種覺醒仍深刻影響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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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軸心時代各文明所發生的理性覺醒各不相同，其后來的發展路徑也不同，歷史意識和歷史學的差異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審視這種差異，可幫助人們理解不同文明中人們思考取徑的異同，也可幫助人們甄別傳統文化中，可能指引人類更明智地面對當下和未來的一些文化資源。
歷史理性的特征與脈絡
軸心時代的人類覺醒，在各大文明都是獨立發生而不是從一個中心散開的，因而各有理路。這是后來世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基礎。然而，各文明在軸心時代的覺醒究竟由怎樣的要素構成，如何引導了各自后來的文化和歷史演變？雅斯貝爾斯并未詳細解說。中國歷史學家劉家和先生就此研究指出，中國在軸心時代的文化覺醒突出了“歷史理性”，同時期的歐洲文化則突出了“邏輯理性”。歷史理性指通過以往經驗探究事物之所以然的自覺；邏輯理性指運用邏輯對事物本質進行定義和推論、探究事物之所以然的自覺。這兩種方式會展開為不同的思維傾向、潛力和局限。
在中國傳統中，歷史學充盈于一切知識中，歷史記載與編纂是國家政治運行的重要維度之一，歷史書寫很早就發展為一門成熟的學問，歷史學家也很早就職業化，其在朝者待遇榮崇，在野者也得到普遍尊重。在西方傳統中，歷史思維從屬于邏輯思維，歷史書寫基本是個人業余之事，歷史學長期不能躋身合法知識體系。因而，美國歷史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說，在19世紀初期之前“歷史是什么人都可以寫的東西”。這樣的判斷適合歐洲，卻不適合中國。
身處軸心時代的孔子，對當時的歷史典籍加以整理，通過編輯史書把個人倫理、政治理念、歷史詮釋融匯貫通，使歷史理性與道德理性緊密結合，由此整合了中華文明的古典精神，也奠定了中國歷史學經世致用的傳統。所以后人感嘆：“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在這種意義上，司馬遷是孔子的繼承者，他著《史記》，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那不僅是個人的雄心，更是歷史理性的訴求。
這種取向一直體現在中國文化中。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稱：“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歷史學以“載道”為本，故與古代政典一體而不能分割。由此可知，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從往事中求證道理的歷史意識是一以貫之的。
山東曲阜，孔子博物館。郭志華 攝
邏輯理性與科學主義
西方早有歷史學，但是因為邏輯理性占主導地位，歷史著作不受推崇。英國歷史哲學家柯林伍德（Robin G. Collingwood）在他的《歷史的觀念》中就指出，歐洲古典時代有一種“本質主義”的傾向，而這種傾向是“反歷史”的。雅斯貝爾斯也有類似看法：“相形之下希臘科學并不鐘愛真實事物，觀念、類型、形式和前世知識引導它們偶然選擇了其攻擊點，這使它們忽略了大量的真實。這也適用于它們對經驗對象和希波克拉底許多著作的輕視態度。”注重“觀念、類型、形式和前世知識”便于發展形而上學，而“忽略了大量的真實”則導致對人類具體經驗的輕視。
歐洲古典時代的歷史學有其獨到的成就，但沒有成為認識事物的根本途徑；在中世紀，歷史學又受神學支配；及至現代世界觀展開、歷史意識充分覺醒，歷史學的意義才真正提升，但其在所有學科中確立合法知識的地位，仍需通過把歷史學歸為“科學”才能實現。因此，西方主導的現代歷史學的所有論證，都需要依托科學和哲學。
過度的科學主義化，是歐洲19世紀歷史學主要成就與局限的共同根源。20世紀以來西方史學理論界對19世紀歐洲史學多有批判，被詬病最多的“線性歷史思維”“客觀主義”等，都是針對歷史學過度科學化的。這種批評本是合理的，然而發展到晚近，卻走到矯枉過正的地步。所謂“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不承認歷史的客觀性，對歷史認知的可能性也多有懷疑，宣稱歷史學已發生“語言學轉向”，即從關于經驗事實的研究轉向了關于歷史學家書寫及其話語策略的研究。“語言學轉向”之后，又不斷有新的“轉向”被推出，仿佛歷史學沒有根基。這類說法的深層根源，在于對歷史學作為合法知識的資格始終猶疑，在于歷史學在歐洲文化傳統中長期作為附庸，而歷史理性未能充分彰顯。
邏輯理性在人類文明史上貢獻卓著。科學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認為，現代科學從古代科學基礎上突破的必要條件之一是機械論宇宙觀。邏輯理性其實是這種機械論宇宙觀的基礎。現代科學推動了社會進步，全人類皆受其惠，同時也一度帶來人對自身與自然界關系的錯覺。工業文明時代，人們過分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片面地把自然當作征服的對象，到了環境嚴重污染、人所創造出來的非自然物嚴重威脅人類整體生存的時候，才意識到那種世界觀的局限。
雅典衛城，帕特農神廟。宋海濤 攝
當下人類仍需歷史理性
解決人類面臨的事關生存的基本問題的方案在哪里？這肯定是極其復雜、必有爭論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去思考。我認為，在當下的語境中可以指出，全憑邏輯理性是不行的。
比如，對于人類持久的和平問題，康德和黑格爾都曾在理性的范疇內進行過努力，但終究沒有成功。如果我們看到人類文明進入了發展主義導致的失速狀態，就應該意識到，必須要對支撐起現代社會發展的總邏輯進行歷史性反思。邏輯理性最大的局限就是歷史意識淡漠。邏輯理性可以不設邊界，但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只有一個，它并不是無限的，也不是永恒的，必須回到歷史中重新評估人類生存的經驗，重新衡量發展的意義，并在此基礎上思考人類的未來。
后現代主義是人們對現代主義思潮進行深刻反省的重要成果，對反省現代歷史經驗有重要意義。但后現代主義歷史學是另外一種思潮，它并沒有一般后現代主義思想家那種關注人類生存的情懷，卻偏重在歷史著述的表現效果方向發力，猛烈抨擊歷史客觀性，直至把對歷史經驗的思考推入不可能，把歷史學推向“話語游戲”。需要注意到后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歷史學的這種差別。
江蘇啟東，海邊日出。許叢軍 攝
現代社會的失速主要是沿著邏輯理性發展的結果，我認為，應對當下困境，思路要擴展一些，尤其是要認真思考歷史理性能夠提供哪些啟示。中國古代沒有完善的形式邏輯思想，傾向于在歷史經驗中尋找社會事務運行的原理，這與中國古人的有機論世界觀相輔相成。中國哲學提倡“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強調人與天地萬物息息相關。這些都不能用邏輯來證明，但來自長期的歷史經驗，背后包含一種智慧，至少作為一種價值觀或生存態度，可以平衡發展主義的決絕——發展畢竟不能以放棄生存為代價。實際上，科學史家李約瑟也認為，在機械論世界觀發揮其作用之后，人類就進入了有機論世界觀的時代。
無論是邏輯理性還是歷史理性，均有長處與不足，摒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走向極端。我們需要站在人類命運的基點上來思考，在這個基點上，在邏輯理性和歷史理性之間保持一種均衡，是可取的。
作者簡介：
東北師范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教授趙軼峰。張瑤 攝
趙軼峰，中國明清史、史學理論研究學者，現任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亞洲文明研究院院長，東北師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古代文明》雜志執行主編，中國明史學會特邀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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