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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4月25日，彭劍斌在北京慕田峪長城。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第一次到長城 圖/受訪者提供
現代人多覺得袒露內心的抒情是可恥的，但總有人著迷于偶然、詩意書寫和抒情行為。“我們已經從現實生活中一路走來，我們不想再經由現實這條道路回到作品中去。”
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文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孫凌宇 實習記者 劉家如
編輯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身在異鄉的年輕人 花45塊錢在寺廟門口成堆的小商品中挑的吉祥物，果然，這次又忘了帶上臺。那是一個木頭做的球，網球般大小，估摸是空心，掂著不沉。它被坐在臺中間的小作家（ 他享受這個稱謂，相比于成為大作家，他更向往成為小作家 ）從長沙帶到北京，原本指望可以捏在手里緩解發言時的緊張，但書店又熱又悶，他感到呼吸困難，幾乎要昏過去，壓根沒時間想這檔事。木球上刻的“吉祥如意”四個字，他清醒后不忘于事無補地向旁人介紹，“我老婆的名字里面有個‘意’，吉祥如意就是像我老婆一樣吉祥。” 幾年前，妻子第一次在現場見識過他總在亂動、無處安放的手后，便建議他再碰上類似的活動，就帶塊石頭，可以在手上盤，他照做了。這次新書《寂靜連綿的山脈》出版，在北京接連舉辦幾場活動，妻子隔著屏幕看完直播，結束后都說，你沒有帶球。 聽起來親切友好的讀者見面會從一開始就給他留下了災難的印象。2012年他受邀去上海的一個小書店，那時他剛出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和店員以及老板一起，眾星捧月地圍著聽眾席的獨苗，那人也不是特地前來的讀者，只不過剛好在逛書店。活動辦得臨時，沒來得及宣傳，但彭劍斌不愿陷入這種安慰，過了十幾年仍認為，“宣傳了可能也沒人去，因為不知道你是誰。” 他算不上絕對的內向，但也確實不擅交際。大學畢業后做過很長時間的業務員，推銷過燈具、窗簾、小區草坪等各種產品，忍受過各種尷尬。無從預料的讀者提問有時會猝不及防地把他拉回曾經在銷售會議上走神無措或是與縣城五金店鋪老板面面相覷的現場。他不知如何清晰闡釋自己那些依賴感覺而非嚴謹思索的寫作。 當編輯陳凌云看過他的稿子，確定要出他的書后，他第一時間提出唯一的要求：“不能讓我去參加那些宣傳活動。”沒過多久，2020年，對方從理想國離職，創立了鑄刻文化，團隊員工迄今增至四人。彭劍斌又只好屈從于惺惺相惜，在他眼里，突然變成個體戶之后，這種機構就跟沙縣小吃老板開個小店一樣，很不容易，“我肯定希望他能回本，至少不要虧錢。” 新書的誕生直接關乎陳凌云的邀約，他成立鑄刻初期就想做原創文學，此前在《西湖》雜志上看到彭劍斌寫的一篇《在異鄉將承受減少到無聲》，“被語言驚詫到了”，他從中讀出了法國新小說的調性，認為這個素未謀面的作者寫出了“身在異鄉的年輕人的孤寂”，甚至，“把我心里想要的文學的感覺都寫出來了。” 他一下子簽下了彭劍斌的兩本書，其中《我去錢德勒威爾參加舞會》是再版，《不檢點與倍纏綿書》則是塵封了十幾年的舊作，并承諾出版他接下來寫的新小說，這番帶著行動力的誠摯認可為其提供了重新寫作的契機。那時的彭劍斌已經七年沒寫，他一邊繼續修改舊作，一邊開始新的創作。為了抓住剛剛出現的感覺，他白天在教育報刊集團做編輯，下班后徑直回到在單位附近租的單間，而不是家。就這么寫了兩年，伴隨著規劃帶來的壓力和久不提筆的自我懷疑，越寫越困難。他現在肩負了旁人的期盼，再也不是那個對業績吊兒郎當、一心只想在出差途中寫小說的推銷員，那些肆無忌憚的語言狀態、無人問津的暢快、半躺在旅館床上瞎寫的幸福時光（ “小旅館一般是沒有桌子的，你只能坐在床上寫。那時我還沒有電腦，一般都帶個本子，帶支筆，本子是代理商兒子的作業本，有時也就是幾張零散的白紙” ），他確定，都已成了過往。 之前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他會很興奮，不斷地重讀。這回卻每讀一次都越不自信，最難受的是與小說集《寂靜連綿的山脈》同名的那篇。初稿費時費勁地寫了差不多六萬字，幾乎每寫完一篇他都會立馬發給陳凌云看。對方看完這篇后，默默地在微信上發來一個紅包，說辛苦了，去買杯咖啡喝一下吧。彭劍斌心想，完了，真的寫砸了。 水泥洞 多次修改后，陳凌云已感到十分滿意，新書面世后，也出現了不少視之比前兩本更老練成熟的聲音。彭劍斌本人卻無法從顧影自憐中走出來，他認為寫出這些更具故事性、更現實的文字的自己像個“巨翅老人”，再也飛不起來了。 讀者的喜愛在他看來是對現實主義的靠攏，同時也是對自己的背叛。他認為前兩本書里那些天馬行空或來源于夢境的小說，雖然也有現實的因素在里面，可以跟現實中的人和物對上號，但“它的骨子里還是現代主義的，而不是去老老實實地講一個故事”。他擔心配不上非常不現實主義的新書封面，拔白發似的把文字中的現實主義因素剔了一遍又一遍。 同名小說的前半部分寫他與女友的都市生活，癥結出現在后半部分，主人公接到爺爺去世的消息后回到農村送葬，“寫不出我心里預想的那種效果，我不滿意的是后面就開始跌到地上去了，變成了寫青年人都出去打工、農村只剩下老人的一種大家都知道的現象。” 而他真正想表達的，是在這一具體事件中各人奇妙的心理，“就是爺爺死了，爸爸又摔傷了。爸爸不能參加爺爺的葬禮。你在葬禮上成為全家唯一的代表，還要想著爸爸這個時候的心情，自己又有點愧疚，因為自己貪戀女朋友的溫存故意回來晚了，很復雜的那種心情。” 他毫不避諱，想一直寫內心的想法，想要一直抒情。由于在貴州跑過多年業務，他對《路邊野餐》很有感觸，反復觀看后，覺出自己跟畢贛有些相通的地方。“我和畢贛對現實生活做出的反應，興趣不在事物的實質性上，更多地在于事件的形式、不同事件之間的關系和碰撞上，對偶然的迷醉，對詩意書寫的著迷，甚至對現代人所不齒的抒情行為的熱衷。大家都不喜歡抒情，因為抒情是袒露內心，而袒露內心是可恥的，但對于我們這類人來說，抒情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定會發生的，我們已經從現實生活中一路走來，我們不想再經由現實這條道路回到作品中去。” 感覺不對勁時，他就像馬里奧撲騰著頂磚塊那樣，“非得給他來一下。”他寫自己在爺爺的靈前久跪不起時的心理活動：“等下一次，奶奶死的時候，我一定要穿一條厚褲子，并且綁上護膝。”這些抽離、詼諧的感覺成了他的救命草，作為跟別的農村題材小說區分開來的記號。 它們同樣吸引了那些擅長苦中作樂的人、仍能在現實生活中窺出輕松爛漫一面的人。這樣的人，比如陳凌云，從不覺得所有人濟濟一堂的單間辦公室局促，他看著窗外被欄桿擋住的大陽臺，鴿子飛來時，與伊斯坦布爾的風情無異；在沙發上休息時，背后填滿藍天，又瞬間切換成了馬爾代夫的景觀。他喜歡彭劍斌書里那些緊張兮兮的幽默感，和類似在廠里打工重逢的發小冷不丁問一句橢圓形面積要怎么計算的橋段。這樣的人，其實跟彭劍斌也很像。 曾經，世界上只有零星幾個愛好文學的網友知道彭劍斌的寫作。其中之一是小說家金特，他第一次和彭劍斌見面是在廣州，十幾年前，地點在怡樂路的博爾赫斯書店（ 現已搬遷 ）。初步印象是這個人有點羞澀，跟人說話就看別處，時不時推一下眼鏡，喉音和鼻音混成一團。個頭不高，敦敦實實的，穿衣打扮也普通，整體氣質跟他的業務員身份可謂高度一致，感受不到文學氣質，但他身上有股肉頭肉腦的可愛勁，讓人覺得親切。 金特幾年前在文章里回憶，“彭劍斌結束了業務員的生活，重回廣州，在怡樂路租了一間像廠房的老房子。地面沒地板——水泥的，四周也是水泥色的，總之，感覺像個水泥洞。那段時間，我和另兩位小說作者天天來這做客，聊天，打邊爐，逗貓，打撲克，打麻將……彭劍斌樂呵呵地陪我們玩，沒見他愁過，永遠樂呵呵的。相識這么久，其實，那個水泥洞里的彭劍斌是讓我最動容的。”▲2023年4月22日，在北京碼字人書店與讀者交流，從左至右：孫智正、彭劍斌、孫一圣、陳凌云 圖/受訪者提供
奇遇 他與金特應雜志約稿，互寫對方，相比起金特塊狀的著筆，彭劍斌的描述明顯更聚焦于一個個的細點：“十多年前，我到廣州找工作，暫時寄住在金特那里。有一天晚上，金特在睡覺，他讓我23點叫醒他。到了22點50分的時候，我突然猶豫起來，不知道要不要叫醒他。在那片刻的遲疑中，我應該是短暫地觀察過他吧。我發現我并不了解他，關于他的內心世界，我根本一無所知。他為什么要求在23點醒來？依據哪一條心靈準則賦予了自己這種權利？既然第二天一早還要上班，那為什么不一覺睡到天亮呢？而且，23是一個質數呀。” 那時還在博爾赫斯書店上班的馮俊華與他們共享了這段時光，彭劍斌還在做業務員時，但凡去廣東出差，總會到廣州來找他。每次手上都拎著不同的產品，第一次見面時，他拎著燈具來慶祝馮俊華主持的“ding-ding-fing!合作社”的開幕。合作社空間簡陋，位于城中村的二樓，沒有空調，彭劍斌立馬去附近買了個吊扇作為開張禮物。 馮清楚記得那天是6月3號，因為是卡夫卡的去世紀念日，二人當晚聊卡夫卡聊了通宵。2009年，他拉著彭劍斌一塊成立了“副本制作”，編印一些按需制作的文學小冊子，旨在發掘年輕的默默無聞的作者，供同行交流，讓做出版的朋友看到“需要某種判斷力才能看到的東西”。2012年，馮俊華與廣東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彭劍斌的短篇小說集《我去錢德勒威爾參加舞會》，最后滯銷的1000本由他掏了一萬塊自行消化，至今還放在他位于陽江的老家。 第一筆版稅用完之后，彭劍斌找了份送快遞的體力活。聽到這個消息，金特心里一驚，第一個念頭是很難過，“小說作者難道離體力活就這么近嗎？這個社會怎么回事？我們的命運就沒一點支撐嗎？可有什么辦法呢？為了生計，被迫去做體力活。” 馮俊華倒坦然得多，他當時也在餐廳兼職送外賣，而且由衷認為這一類物質性勞動能為他人提供切實的幫助，比很多虛無縹緲的工作都更有價值。他不僅口頭支持，閑時還會騎車到芳村，陪彭劍斌一起送快遞。直到有一次彭劍斌重感冒，不能上班，眼睜睜望著如約而至的快件不斷堆積在住處門口。這些即便通宵也送不完的紙箱令后者心生絕望，沒過多久便辭職去了長沙。 2017年，馮俊華離開了博爾赫斯書店，但“副本制作”還在繼續。他關心當代漢語，希望通過出版、社群實踐等推動創作，而選擇作品的標準則主要看作者能不能理解自己的生命狀態并匹配語言狀態。如今，回看10年前為彭劍斌出版的兩本書，馮俊華仍然為彭在敘述上的細膩處理而激動，“他在藝術上特別聰明，狡猾得來又敢打硬仗，分寸感、想象力都是身體性的”，即使“我們不是多么特殊的個體”。 新書《寂靜連綿的山脈》出來后，彭劍斌顯得惴惴不安，追問老朋友們怎么看。馮俊華的感覺是，彭劍斌在語氣的運作方面變得更熟練了，畢竟以40歲的閱歷和精力去回應二十多歲時的生命經驗，很容易在認知結構上打滑，需要用風格去彌合錯位。彭依然有寫出動人句子和場景的能力，但所謂“寫不出想要的效果”，在馮看來，不能簡化為現實主義還是現代主義的問題，歸根結底可能出于“對理解的要求和難度都增加了，和十幾年前比，社會的變動多劇烈啊”，相應的，新小說中的描述也變多了，因為敘述是需要理解來支撐速度的。 他總結道：“看新作就像他特意請大家吃飯，菜做得很用心、材料有保證，但搭配來去差不多，不容易記住哪盤是哪盤。不過作者的形象是更清晰了，會看到這個人在毛玻璃門后面忙活，看不清身體但邊緣有一圈光，他對生命中的材料反復掂量，追隨自己的敏感，你可能覺得和他可以熟絡、他也有耐心傾聽你。其實他很尷尬的，是為了逃避沉默才一直講自己的故事。” 2019年夏天，闊別多年后，彭劍斌與金特在長沙見面。在金特眼里，彭劍斌沉靜了許多。那幾年，他結婚生子，經營著穩定的生活；心里則向往著卡夫卡《美國》里16歲被父母突然送到美國去的少年，不斷碰上奇遇，經歷新鮮的事情。現實卻略微乏味，以至好幾年沒寫，沒有什么能夠激起寫作欲望。 金特鼓勵他重新寫作，他則勸金特多打磨語言。目睹他焦慮而欲言又止的神情，金特想起他在《祝君晚安》里的那句“火車行進的樣子，像許多災難來臨的腳步”。彭劍斌寫過的句子不時跳入他的腦海，另一次是在沈陽的冬天，他看著大雪從天而降，突然想起《在異鄉將承受減少到無聲》，那個人，用樹枝捅進雪堆，樹枝的彈力震動了手心……“當時，雪的奧秘，一定被彭劍斌抓在了手里。”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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